社会资本影响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吗?——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

村庄公共产品的充分提供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基于CHIPS2007年行政村调查数据,本文采用联立离散选择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结果发现:村庄内部社会资本对村庄公共产品整体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水利和灌溉方面,但对于道路、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没有显著影响;而村庄外部社会资本对以上三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村主任直接选举有助于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这表明村庄社会资本对促进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性,并对构建和谐新农村具有参考价值。     

村转居社区公共政治空间的变迁研究 ——以杨凌WX社区为例

撤村建居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普遍现象,农民失去了土地,转变为以工商业为生的市民,许多村庄从以传统纽带为联系的共同体意义上的社区,转变为以居住地于为联系的管理单元意义上的居住小区.村庄转型,村庄内部公共空间也逐步向现代社区公共空间转型,但是公共空间的转型并不是随着村转居而一步到位的,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中逐步形成的.本研究通过选取一个村转居社区,对该个案内部的公共政治空间进行深度解读,展现个案公共政治空间的转变状况,探寻当下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区公共政治空间的实际情景.     

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变化的启示

基于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变化及农民组织发育对完善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甚微,一些地区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村庄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公共融资中表现出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降低政策外负担;而税费改革则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加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和成本都大幅上升,农民对税费的抵制强度也构成了对政策外负担的重要制约因素。建立村庄新型融资体制需要充分考虑农村除“两委”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和村民对公共融资的认识。     

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农民负担变化的启示

基于随机抽样的来自中国6省116个村庄2000年和2004年农民负担的变化,本文重点考察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后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变化及农民组织发育对完善村庄公共融资机制的影响和作用。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民政策外负担影响甚微,一些地区政策外负担不减反升。村庄组织因其良好的内部信任和资源动员能力,在公共融资中表现出对村委会积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降低政策外负担;而税费改革则凸显了政策外负担薄弱的合法性基础,加上粮食征购制度取消后征税难度和成本都大幅上升,农民对税费的抵制强度也构成了对政策外负担的重要制约因素。建立村庄新型融资体制需要充分考虑农村除"两委"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和村民对公共融资的认识。     

公共文化供给对农村宗教信仰的影响——以浙江省、湖北省、贵州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宗教迅速发展,掀起一阵“宗教热”.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湖北省和贵州省分别作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代表省份,通过实证分析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宗教信仰的数据指标,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与村庄信教比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公共文化活动供给增加比公共文化设施供给增加能够更显著地降低村庄的信教比重.此外,东部沿海地区的经商文化降低了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对村民宗教信仰的挤出效应,而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阻碍了文化产品对村民信教倾向的挤出作用.     

从交通环境的角度浅谈村庄规划与设计——以陈塔村为例

村庄的发展与交通是分不开的。传统村落沿河而建,其形态与水网的特点密切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村落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陆路汽车代替水运舟船,村民开始追求现代化生活,原有村庄格局已不能适应新的交通工具,而盲目大拆大建去适应现代生活,也必将导致传统特色的破坏与流失。本文以陈塔村为例,从交通环境的角度,浅谈村庄的规划与设计。旨在探讨如何平衡汽车与建筑、与人的关系,使村庄空间适应现代交通的同时,保留村庄特色,改善村庄公共环境。     

黄河源区玛曲草原草场退化原因调查分析

黄河源区涵盖青海省南部和甘肃南部部分地区,其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对下游的社会经济和水资源供给有着重要影响,而畜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目前,黄河源区草场已经出现退化严重和草场承载力明显降低的趋势,对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和牧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产生了一定影响.本研究通过实地调查问卷,对造成黄河源区玛曲草原植被退化的原因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黄河源区的草场退化,自然原因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在推行"围栏放牧"的过程中,因为当地文化、宗教、牧民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和经济结构等原因导致牧民为了增加收入而不得不超载放牧是造成该地区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牧场管理制度与当地经济环境的不协调,是造成黄河源区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林达尔均衡、民间公共收支与村民自治

在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社会中，“免费搭车”现象使公共产品供应丧失资金来源，因此，林达尔均衡不是解决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普遍适用的方式。但是，在一个人口数量较少，且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内，实现林达尔均衡的两个条件往往能够成立，林达尔均衡往往就成为乡村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方式。     

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村庄产业绿色转型的演进机制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已有研究从政府、市场、社会的角度静态分析了影响村庄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而较少关注村组织与内外环境的互动关系所产生的影响。本研究以浙北石村为典型个案，基于制度、资源与组织行动者的分析框架，梳理了石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由“卖石头”到“卖竹子”再到“卖风景”的产业绿色转型之路。研究发现，国家在宏观制度层面释放出来的公共权力与空间是村庄产业转型的基本前提；项目下乡与工商资本下乡则为村庄提供了各类有形与无形的资源；村庄的资源禀赋、共同体意识，尤其是村庄精英群体对外部制度空间、资源输入的判断与把握，对内部经济资源、社会资本等条件的利用则是造成产业转型效果差异化的内在因素。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路径探析

正一、农村社区及公共产品供给的内涵与特征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社区这一概念探索研究的不断深入,农村社区对我们来讲已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从社会经济视角出发,指出"农村社区是指在村庄范围内,村民依靠彼此间紧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属性所形成的生活共同体"。不同于自然村,它可以是一个或多个自然村,也可以是一个大的自然村划分为几个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邻里关系认同感和亲密感强烈;第二,以村庄为地域依托;第三,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北京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研究

随着北京市农村公共品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评价变得尤为重要。文章在构建北京市8个一级指标和31个二级指标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北京市农村公共供给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的供给效率评价最高,其次是基础设施和公共安全,而产业服务、医疗卫生、村庄规划与生态环境以及文化体育服务方面供给效率评价较低。整体而言,北京市农村公共品供给绩效得分不高,为3.156,供给效率有待提高。     

大美新疆,非常之美

正"我走过多少地方,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牧场的草滩鲜花盛开,沙枣树遮住了戈壁村庄。冰峰雪山银光闪闪,沙海深处清泉潺潺流淌。"这首歌词,已成了赞美新疆的经典之作。大美新疆,首先美在生态,北疆有青青草原、雪峰冰川,南疆有茫茫大漠、西风胡杨,地处祖国西北上风向,关系全国过半疆域的生态安全,美得极其高贵;塔     

搞好“一退两还”发展坝上农业

尚义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历史上,这里曾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草原辽阔,水草肥美,牛羊肥壮。之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盲目扩耕增地,缩小林草面积,使得目前坝上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危机,农林牧三业比例严重失调。 　　农林牧三业矛盾日趋突出。一是农牧矛盾。由于多年的大规模的垦荒种地,再加上过度放牧,使有限的草场载畜量严重超负荷,草场资源严重退化、碱化、沙化,并且由于缺乏大块牧场,不少村难以成立畜群放牧,而是靠人牵牲畜在地头田间小放,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糟踏…     

栅栏圈着的牧场

在我国,传媒产业化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如果我们把传媒业比作一个牧场,等待资本市场上的骑手驰骋其上的话,那么,这个牧场无疑是有严密的栅栏遮挡的,牧场与骑手之间的相互吸引是否能冲开行业禁忌,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有迹象表明,那片栅栏似乎已不那么牢靠了。     

村民投资村级公共物品的实践与理性思考

村民投资村级公共物品的前提是具有共同的利益,但共同利益的实现依赖于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破解.即克服搭便车问题。良好的村庄社会资本为投资行为提供了社会环境和基础,尤其是村庄精英及以其为中心形成的网络为村民投资的形成有积极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内部激励机制是村民投资的社会基础,能有效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

自农村改革以来,存在四种农田灌溉均衡:一是税费改革前,乡村组织以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形式来组织农田灌溉的均衡;二是由村庄强人出面组织农户进行灌溉的均衡;三是既无乡村组织借重国家强制力,也无村庄强人借重私人暴力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从而形成的以微型水利灌溉为主的均衡;四是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建立用水协会,组织农户灌溉的均衡。在当下中国,由于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后,农村很可能普遍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我国村庄建设进程中须正视的若干问题

农村村庄的状况综合反映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状况.我国村庄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会很快、很彻底地解决,为此村庄建设进程中特别需要注重制订科学的村庄建设规划,认真听取农民意见.在村庄建设进程中不宜强调同一个模式,同一种方法或同一个标准.更须正视村庄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对策.着力解决村庄建设进程中的主要问题.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

一、农村公共产品与农民私人产品　　农村公共产品是与农民私人产品相区别而存在的。根据公共经济学对公共产品的专门解释,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区别于农民私人产品,用于满足农村社会的公共需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因性质的不同,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是指具有充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且不能确定价格的产品,即指完全意义上的公共社会产品。准公共产品是指一个人消费的产品总量对别人的福利有重要的外部影响,且具备其中一个特性而不具备另一个特性的公共社会产品。据此来分析…     

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压煤村庄搬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探讨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做好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的建议.     

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

本文主要采用谱谍的资料拟对明清徽州(以歙县、休宁、绩溪三邑为主)村庄的演变作一考索。 一 我们之所以选择歙县、休宁、绩溪三邑作为考索对象,是因为它们在徽州境内构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地理区,新安江水系将它们与浙江省相沟通,徽州其它三邑则因地理条件而与江西省交往密切。 明清时期徽郡三邑村庄的变动是较大的。明清之际的动乱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使长盛不衰的村庄只是少数,相当多的村庄化为废墟,当然又出现了更多的新村庄。歙县从明代(1551年)到民国(1937年)近四百年间先后出现的村庄有1134个,休宁与绩溪从明代至清季先后出现的村庄分别为524和439个。我们以都为单位,对三邑所有村庄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