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成”为何不能“水到”——大碑湾泵站“卖水难”解析

在构成旱灾的诸多因素中,最突出的是大中型水利设施在抗旱中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源于它面对的是高度分散的个体农户,无法解决与农户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那么,如何在大中型水利设施与高度分散的农户之间构建一个有效的中间组织以解决农业灌溉的组织成本,是当前农田水利问题研究中急需受到重视的问题。     

农田水利制度安排的几个前提

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成为农村公共物品问题研究的热点。在讨论农田水利制度安排中，多数研究者侧重于制度的效率而对制度的其他方面关注不够。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同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作物类型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对水利有不同的需求。同时，中国也是一个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田水利供给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均衡

自农村改革以来,存在四种农田灌溉均衡:一是税费改革前,乡村组织以收取共同生产费的形式来组织农田灌溉的均衡;二是由村庄强人出面组织农户进行灌溉的均衡;三是既无乡村组织借重国家强制力,也无村庄强人借重私人暴力来抑制搭便车行为,从而形成的以微型水利灌溉为主的均衡;四是以村民小组或村为单位建立用水协会,组织农户灌溉的均衡。在当下中国,由于农民特殊的公正观,乡村组织退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领域后,农村很可能普遍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庄之间合作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论乡村水利的社会基础——以荆门农田水利调查为例

乡村水利不仅与宏观层面的乡村组织体制相关联,也与微观层面的村庄性质相联系.在荆门这类"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原子化的村民因为不能有效合作,乡村水利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如何依托村庄自身进行制度创新,是解决水利供给困境的重要出路.     

警惕乡村社会灰色势力发展

近年来，笔者在农村调查时，经常听到和看到乡村社会一些灰色势力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和乡村治理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农村秩序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也呈现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新问题，急需引起人们的警惕和重视。     

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本文通过对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一文的回应,梳理出"华中乡土研究派"从村民自治研究到乡村治理研究的学术理路,回应了应文所质疑的所谓"反西方"和"反理论"诸问题.指出当下的乡村治理研究,应该提倡以经验研究激发学术灵感,以问题研究带动社会透视,以学理积累服务农村发展,并进而亮出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三农"问题为指向,乡村治理为内容,农村发展为目的和问题主位、村治主位、中国主位的学术主张.     

农民行动单位与村庄类型

农民行动单位既是一个数量概念，也是一个关系范畴。数量概念表示的是，农民行动单位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群体；关系范畴表明的是，某一区域内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从村庄层面看，农民行动单位具体为宗族、户族、小亲族和个体家庭；相应地，本文将村庄划分为宗族型、户族型、小亲族型和个体家庭型。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税费改革前后农田水利制度的比较与评述

税费改革前,农田水利供给依托乡村组织统筹共同生产费的制度,在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的同时也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后,共同生产费制度被"一事一议"和农户用水协会制度所代替,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基础,这两项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并不理想.为此,需要通过增加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转移支付,并以此来激活农村社会的自主组织资源,从而构造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农田水利供给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