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20年彭博数据库有ESG综合评分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通知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制度背景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FE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并在0.10的水平下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董事会机制不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可能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地方政府换届对地方财政收入预决算偏离的影响

建立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是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而科学编制和规范执行是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关键环节。预算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在地方官员集中换届时期，理性的地方官员有动机策略性地利用预算工具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进而造成预决算周期性偏离。利用全国30个省份的数据，研究发现预决算偏离具有随地方政府换届而变化的预算周期性，预决算偏离在换届前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规律。换届前人事变更不确定性较高，中央监察力度较强，地方官员的经济行为更偏好“留有余地”；换届后人事变更已确定，中央监察力度减弱，晋升竞争和财政增收激励着地方官员选择“积极进取”的经济政策。为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进一步规范地方官员预算行为，需要改进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完善经济目标责任管理制，规范财政收入预算管理，并强化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机制。     

基于资源环境节约的产业升级是否能促进官员晋升?

基于中国67个重点城市2001~2011年数据,研究了城市产业结构污染水平和能耗水平的变化,以及其对主管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任职期间辖区产业结构的清洁化能显著提升其晋升的概率,而产业结构的节能升级对官员的晋升无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同时适用于党政官员,也适用于重点城市中不同行政等级城市。论文的发现扩充了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经济视角,发现了"为环境而竞争"的产业变动证据。     

晋升激励、官员异质性与公共投资竞争策略

本文基于公共品可视性视角,考察了“官员晋升锦标赛”下晋升激励引发的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的异质性竞争关系及其行为逻辑,使用空间非对称反应模型验证了地方政府对可视型和非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供给策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对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顶竞争”,对非可视型公共投资存在“逐底竞争”;地方政府对不同可视型公共投资的差异化竞争及其策略差异源于“可视性偏差”衍生的有偏晋升激励,年龄构成官员晋升激励的关键因素。稳健性检验结果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委书记的差异化公共投资供给与竞争策略通过创造“可视型政绩”提高了晋升概率,但此结论对于市长不完全成立,这部分佐证了“一把手”效应的存在;改革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弱化了地方官员的公共投资结构扭曲,这折射出官员投资偏好随公共品“可视性”变化而变化的趋利逻辑。本文的启示是,中央政府可优化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公共基础设施的供应结构,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

本文以2001年至2003年间中国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为对象,考察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以及中央政府基于公司规模和行业特征采取的"抓大放小"和"战略调整"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最终控制人政府级别、政府持股比例以及政府持股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化进程越快的地区,上市公司更可能由低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低;并且,大规模公司、管制性行业公司更可能由高级别地方政府控制、政府持有股权比例更高。但在政府持股方式上,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并不稳定,而大规模公司由政府直接持股的可能性更小,并且管制性行业与非管制性行业公司无显著区别。这些结果表明,地区市场化进程以及中央政府采取的国企改革策略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级别和持股比例上)——地区市场化进程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公司的经济动机,而国企改革策略使得地方政府具有控制大规模公司和管制性行业公司的政治动机。上述结论在剔除深圳和上海地区公司以减轻样本特殊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减轻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官员晋升激励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吗——基于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将地方政府官员特征的微观数据和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的宏观数据相匹配,实证分析了市委书记的政治晋升诉求如何导致城市空间扩张。结果发现,以官员年龄衡量官员晋升激励,其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下时,有强烈的晋升激励,为了促进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不断寻找增量土地以扩大国有土地面积,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张;当市委书记年龄在52岁以上时,晋升激励较弱,城市空间扩张速度会放缓。分样本结果显示,晋升压力较大的市委书记和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任职的市委书记在晋升激励作用下,更有可能推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     

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沪深两市14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其2007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运用最小二乘估计（OLS）方法,从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三个维度对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ROA、NPL）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国家控股、股权集中度和战略投资者对银行公司治理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内部执行董事比例、高管薪酬与其经营绩效呈负相关关系;而高管持股则和经营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绩效的影响机理与异质性研究

本文首先从银行资产、负债以及支付结算等方面分析了互联网金融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机理,然后选取中国2010—2018年79家商业银行数据,通过建立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具体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对我国商业银行绩效具有明显的负面冲击作用,货币政策、金融发展程度等因素也对银行绩效有重要影响。影响机理的检验结果证实：互联网金融发展给银行的净利息和非利息收入都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冲击,进而影响银行绩效。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对农商行、城商行等小型银行绩效的影响要大于全国性的大中型银行。位于东部地区、开展跨区域经营、创新能力强的银行能更好地应对来自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在新的金融生态下,深度融合信息技术,积极向金融科技转型创新是传统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途径。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金融压力、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影子银行活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测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C）。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商业银行将如何调整影子银行业务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金融压力上升时，相较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差异与两类银行对影子银行这一风险业务的调整有关。当金融压力上升时，国有银行会显著减少影子银行业务，而非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会减少。本文提出了国有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观点来解释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银行业效率的实证分析

中国于 2 0 0 1年 1 2月加入WTO ,5年之后必须对外全面开放国内银行业市场。中国的银行一直以大量不良贷款和效率低下而著称。尽管在逐步改革 ,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由国有银行主导并形成垄断控制。怎样提高效率是国内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生存和成功的关键。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可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的银行效率 :所有制改革和硬预算约束。本文使用了 2 2家银行 1 995— 2 0 0 1年期间的一组数据 ,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和硬预算约束对银行效率的影响。经验结果表明 ,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效率高 1 1 %— 1 8% ;面临硬预算约束的银行的绩效比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本的银行好。本文结论的重要意义是 :在加入WTO 3年后的今天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政治庇护与改制:中国集体企业改制研究

公有产权的政治庇护理论认为拥有公有企业控制权的政府会从公有企业的持续经营中获取政治收益(就业、税收、企业利润以及个人福利等),政府或政府代理人的收益将会影响公有企业的改制决策。本文通过1998年至2003年全国规模以上集体企业的大样本数据,检验了政治庇护理论对公有企业改制原因的预测。结果表明,当集体企业为政府或政府代理人贡献的政治收益越高,集体企业在生产投入和产品销售上越依赖于政府,集体企业相对于地方经济越重要时,集体企业越不容易发生改制。这些结果有力地支持了政治庇护理论,并为企业改制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小企业融资安排新进展与商业银行功能转变

近几年来,金融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贷款总量稳步增加;融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信用担保机构建立并已发挥作用;金融服务水平有所提高。但由于商业银行功能弱化、金融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优化等原因仍不能满足迅速崛起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要解除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必须从转变商业银行的五项功能入手。     

COMPARATIVE EFFICIENCY BETWEEN COOPERATIVE,SAVINGS AND COMMERCIAL BANKS IN EUROPE USING THE FRONTIER APPROACH

We test competing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comparative behavior of shareholder‐owned commercial banks and stakeholder‐orientated cooperative and savings banks in European banking. One hypothesis is that the risk culture and business models of stakeholder and shareholder‐owned banks have become more alike and so cost efficiency has converged between bank ownership structures.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do matter and lead, amongst other things, to variation in network effects and monitoring mechanisms producing differing behaviors and efficiency outcomes. By using a novel panel data set of 521 European banks during 1994–2010, we find: (i) mean inefficiency scores vary by ownership type and are lower for cooperative banks than for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s; (ii) there is a large variation in inefficiency scores among banks within each ownership type but the lower variance for cooperative banks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the most homogeneous group; (iii) the inefficiency distribution of savings and commercial banks appear to arise from the same distribution, but this does not hold for cooperative banks. As such our findings are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alternative hypothesis. Our first two findings buttress those studies that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 banks with differing ownership structures, while our third finding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ycle to the distribution of inefficiency is no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