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环境壁垒与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

本文把技术-环境壁垒区分为创新性壁垒和差异性壁垒。在此基础上，利用Hotelling的线性双寡头模型分析了跨国企业为跨越进口国的差异性壁垒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进入模式选择。本文还把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东道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市场竞争强度等作为影响企业选择最佳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比较低时，并购将成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跨国企业较之东道国企业拥有更明显的技术优势，跨国企业更愿意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当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大，并且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来说是可行的，并购将成为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市场竞争强度与进入方式选择之间并不呈现单调关系。     

中国企业对外FDI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为视角,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假说,并以中国跨国企业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完成的48个跨国并购和29个合资样本数据进行极值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跨国企业规模、企业战略性资产、东道国正式制度、市场规模与并购的进入模式正相关;而国际化经验和地理距离与合资的进入模式正相关。     

文化特征与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影响研究

虽然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迅猛增长,但其投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失败案例比比皆是,造成大量国内资源浪费。研究者们试图从企业微观特征和东道国制度特征层面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进行研究,以期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提供建议,但多数研究忽视了"人"这一复杂不可控的主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中国5000多家海外投资企业、140多个海外东道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四个维度的文化指标度量东道国文化特征及与中国的文化冲突,研究文化特征和冲突对中国企业OFDI投资策略的影响。检验证明,面对权力距离越高,个人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倾向、和谐主义倾向越低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的进入方式;面对权利距离、和谐主义越低,不确定性规避倾向越高的文化环境,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垂直型OFDI。同时,东道国文化环境与中国的文化差异越大,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兼并收购的进入方式和垂直型OFDI。本文扩展了对OFDI投资策略的研究,为中国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权变理论的企业海外市场组合进入模式的选择研究

海外市场的进入模式选择问题一直是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中的重要内容.由于传统海外市场进入选择理论的局限性以及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许多跨国企业在实践中采用了组合的进入模式.权变的市场组合进入模式选择理论以组织的环境变量与市场进入模式选择变量之间所存在着的权变关系为研究对象,旨在提出一定环境条件下,可采取的最适宜于实现组织目标的市场组合进入模式.它对我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有助于我国企业寻找到一条适合国情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治理结构如何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文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对欧盟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从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结构和管理层激励三方面研究了治理结构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较高、监事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绿地投资;高管报酬总额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并购;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合资.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的企业更倾向于并购或合资;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更倾向于绿地投资或合资;而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没有显著影响.文章对于如何通过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高管海外背景、进入模式与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

拥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至关重要。本文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高阶理论，运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logit模型检验了高管海外背景对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高管海外背景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此外，进入模式在高管海外背景和海外子公司生存绩效二者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即高管的海外背景越丰富，海外子公司越倾向于以独资的模式进入东道国，独资模式下母公司对于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助于提升海外子公司的生存绩效。     

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竞争策略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分析

市场开放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直接投资,也引致了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竞争的问题。文章构建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策略选择模型,来分析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市场竞争的策略选择。文章得出结论是:跨国企业依托自身技术优势,选择技术领先战略,侧重高端市场的竞争;而东道国企业依托自身的规模优势,选择成本领先战略,侧重低端市场竞争。最后文章用聚类分析对中国彩电市场中外企业的竞争做出实证检验。     

中国跨国公司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外国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

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它们如何在外国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方面作出决策需要系统研究。通过对中国制造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它们的外国市场选择及进入模式战略在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经营模式中存在着显著差异。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都是中国企业出口的重要市场，同时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于营销、生产及研发领域。本研究结论对理解新兴市场跨国公司的海外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有重要启示。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浅谈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中国的企业也将面临更多更强的竞争,这些激烈的竞争不仅来自纷纷涌入国内市场的海外跨国企业,也来自海外市场各种国外企业的竞争。而不少国内企业已经意识到与其消极被动地等待着国外企业的挑战,还不如积极主动地进攻,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从而把企业真正做大做强。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市场,但其容量终究是有限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海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如何有效地进入投资东道国的市场。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区位决策 ——基于非市场环境与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

本文基于非市场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双元视角,探讨向具有风险属性的“一带一路”延伸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应对非市场环境约束的政治能力和企业社会责任、应对产品市场环境约束的市场能力与风险区位投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企业的政治能力、市场能力越强,越倾向于投资到政治风险更高的东道国;②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交互具有协同促使企业向高政治风险区位投资的作用;③相较于工具性/经济性企业社会责任,强制性/社会性企业社会责任会分别增强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对企业风险区位投资的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采取情境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新企业,采取系统式政治活动模式的企业和成熟企业更擅于发挥政治能力和市场能力的联合效应投资到具有更高政治风险的区位。研究发现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研究——以蚂蚁金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作为数字经济典型主体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及其进入模式选择的背后路径研究尚不充分。据此，本文构建了互联网金融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理论模型和投资环境评估体系，以及投资环境对其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路径。选取蚂蚁金服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开展研究。首先，对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其次，基于理论模型，进一步提炼出蚂蚁金服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最后，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工具（csQCA），研究投资环境要素的组合效应对进入区位和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差异明显；(2)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主要进入模式按照控制度和资源承诺的高低可分为四类，包括投资+输出技术和经验、股权投资、战略合作和接入服务；(3)互联网金融企业会倾向于进入母国周边邻近国家，进入市场需求较大和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政府治理水平较高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不适宜采用高控制度高资源承诺的模式进入；当制度环境较差时，可采用战略合作的方式进入，避免政治风险。本文对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国际化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海外子公司股权选择影响因素分析及启示

跨国直接投资的股权比例选择是国际化经营及战略管理的重要议题.跨国公司选择怎样的股权方式经营海外子公司,受到母公司内部控制需求、国外市场产业进入壁垒以及东道国宏观经营环境三个层面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各层面因素与投资者战略决策倾向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几点启示,以期能为国际化经验匮乏的国内企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1891项投资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国际化经验、东道国环境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决策中,国际化经验与东道国环境条件之间是互补和替代关系,国际化经验实际上是淡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禀赋因素的正向效应,同时淡化了东道国成本因素的负向效应,弱化了所有东道国条件在区位决策中的价值,使跨国企业可以更多的根据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这使得一些原先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这一发现有别于前人的认知。     

文化距离对中国OFDI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OFDI企业的海外进入模式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文化距离对进入模式的影响是涉及最多的因素.本文通过选取158个在海外具有分公司的中国企业为样本数据,结合企业微观数据和东道国宏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文化距离确实对中国OFDI企业海外进入方式存在显著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文化距离越大,企业越偏好于绿地方式进入.本文同时验证了东道国政府对FDI态度正向调节文化距离对OFDI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即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东道国政府对FDI态度越好,跨国公司选择合资进入的可能性会降低.     

国际化双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认知制度与规范制度双调节视角

为探讨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以双元理论和制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627个中国跨国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化双元平衡和联合维度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东道国认知制度和规范制度对上述关系起积极调节作用。经过实证检验发现，相较于平衡维度，国际化双元联合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相较于认知制度，规范制度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可为双元理论与制度理论提供实证依据，并为我国跨国企业管理提供实践参考。     

文化距离对跨国企业绩效的影响

文化距离对中国跨国企业绩效存在直接影响,且对于不同的绩效目标的影响存在差异。文化距离会负作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而对于企业的非财务战略绩效的直接影响却是正向的。进入模式不仅存在调节效应,而且调节的方向与文化距离对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相反。跨国公司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前需要对企业自身文化、母国文化以及东道国的国家文化进行深入地认识和了解,进行合理的跨文化管理,从而尽可能地规避由于文化距离给跨国企业带来的经营管理方面的冲突,充分发挥文化差异带来的协同效应。     

实物期权视角下的跨国企业从华撤资"迟滞"研究——来自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的证据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变化,近年来跨国企业从华撤资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这些撤资却存在"迟滞"现象.文章从实物期权的视角,以日本的跨国企业为样本,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跨国企业从华撤资"迟滞"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所在行业的需求不确定性与投资不可逆性影响了日本跨国企业的从华撤资决策,投资不可逆性越高与需求不确定性越大,日本跨国企业从华撤资时越有可能发生"迟滞";(2)跨国企业的投资不可逆性和多元化程度对不确定性影响撤资"迟滞"具有调节作用,投资不可逆性强化了不确定性对撤资"迟滞"的正向影响,而日本跨国企业在华的多元化程度则弱化了这种影响;(3)分支机构的冗余性和灵活性对跨国企业从华撤资"迟滞"都具有正向影响,即日本跨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的冗余性和灵活性都提高了分支机构被撤出的风险.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跨国企业理性地对待东道国市场的不确定性,避免盲目地撤出东道国,而且有助于跨国企业选择合理的撤出对象,优化在东道国的分支机构组合.     

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市场进入模式是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核心主题。本文关注企业微观因素与东道国宏观因素对中国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创新能力强与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规模经济突出且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并购模式的可能性大。规模经济突出和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大。在选择外国市场进入模式时,中国跨国公司较少考虑文化距离、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约束和激励因素;同时,规模效用和所有权优势而非创新能力与国际化经验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导致中国跨国公司“大而不强”、国际化竞争优势不足的重要原因。     

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