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能缓解农户正规金融信贷配给吗?——基于全国10省农户借贷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使用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的农户借贷专项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农户受正规金融信贷配给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信用评级对农户借贷行为的改变有显著正向影响,获得信用评级的农户在需要贷款时会倾向于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被评级授信有助于农户从农信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意味着信用评级在整体上缓解了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对不同的信贷配给类型,信用评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面缓解了供给型和自我实施型信贷配给,另一方面却加剧了交易成本型信贷配给。研究还发现信用评级对风险型和未借贷型信贷配给没有影响。研究结果对完善农户信用评级制度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村正规金融的困境及出路探索

正规银行的功能定位不准确致使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需求的严重错位：政策性银行——农村发展银行：职能单一性与自身管理机制的欠缺、商业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过分的追求商业化和自身沉重的历史包袱、支农主力——农村信用合作社：支农贷款缺乏刚性约束与自身发展方向不明确、只存不贷的银行——邮政储蓄成为农村金融的“抽水机”，致使信贷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户需求，这必然要求进一步重新定位农村正规金融功能，减少供给型金融抑制。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     

数字金融如何缓解信贷配给——基于信息生产能力视角的分析

传统金融模式无法根治信息不对称,因此不能有效解决小微企业信贷配给问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成为小微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本文基于信息生产能力视角对信贷配给问题展开理论分析,修正了经典S-W模型的“技术给定”假设,认为金融机构具备信息生产能力、能够区别不同风险水平的借款人,通过理论推导证明了金融机构信息生产能力越强,其最优贷款利率越高、预期收益越高。随后,将数字金融因素纳入修正的S-W模型,进一步证明了金融机构在使用数字金融技术后,贷款供给量会随着最优贷款利率的提高而增加,从而缓解因逆向选择而导致的小微企业信贷配给问题。本研究为数字金融的普惠机制和优化资源配置作用提供了一个解释,并深化了信贷配给理论的认识。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

社会网络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促进民间借贷。本文使用中国农村的调查数据,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创办自营工商业。农村个体工商业的初始投资和后续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亲友的借款。本文还发现,在正规金融越不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对农民创办自营工商业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这表明,依托亲友关系的非正规金融弥补了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滞后的缺陷。     

金融供应链下商业银行信贷配给改进的机理和实践研究

金融供应链为商业银行突破传统信贷配给技术提供了机遇。本文从供应链关系结构中企业融资改进的机会分析入手,剖析了金融供应链下银行内生性改进信贷配给行为的条件,提出金融供应链之所以为银行改善信贷配给提供了一种创新渠道,是因为其在供应链企业之间存在隐含担保,并从理论机理与实践经验两方面验证了银行信贷配给改进的实施机会。     

二元转型、正规金融合约激励设计与农户融资约束

针对如何解决由农村金融市场特殊性所导致的农户融资难问题,文章以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不完全合约理论为基础,从二元转型过程中农村正规金融借贷合约的激励设计这一新视角,对产生这一问题的微观经济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二元转型是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与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但仅会引起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的显著变化,而对非正规金融供给不具有显著影响;(2)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有助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供给的增加,但并没有形成对非正规金融强有力的替代;(3)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入有助于促进农村借贷合约激励结构的优化,但并没有显著改变农户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     

金融能力、信贷约束缓解与家庭消费——地区差异的视角

随着扩内需改革的深化和消费环境的改善,关于家庭消费升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有助于缓解家庭信贷约束从而促进消费,这种作用受家庭内部金融能力的影响,并表现出地区差异.本文分析了居民金融能力对家庭分类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居民金融能力对家庭总消费,尤其是其中的质量型消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就居民金融能力作用于质量型消费的程度而言,城镇地区明显大于农村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中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信贷约束后家庭的正规负债、财富以及社会资本中的亲缘关系能够解释金融能力对总消费和质量型消费的促进作用.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民间金融研究

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出发,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在处理信息不对称理论方面进行了比较,并且分析了信贷配给与关系型贷款的差异,从另一侧面分析了民间金融产生的原因。     

财富不平等会抑制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作用效果吗*——基于CHF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选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了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影响的差异性,并验证了财富不平等扩大会抑制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金融素养是影响家庭借贷行为的重要因素。户主金融素养水平的改善显著提高了家庭发生借贷的概率与家庭借贷规模。（2）金融素养对城乡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金融素养的提高对信贷约束较为严重的农村家庭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3）财富不平等对家庭借贷行为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财富不平等的扩大减少了家庭借贷需求,降低了家庭发生借贷的概率和家庭负债规模。（4）随着家庭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扩大,金融素养对家庭借贷行为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该大力开展消费者金融素养教育,注重家庭收入分配合理性,从而推动我国消费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金融抑制与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破解思路

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之一,也是形成黑龙江省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管制的低利率造成巨大的融资缺口,商业银行只能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安排有限的借贷资金;金融市场的分割形成金融体系的二元性,将中小企业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加大了其融资成本.深入分析金融抑制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才能找到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思路.重点是合理安排利率水平,加强利率市场化管理,并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结构,进而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渠道的融资途径.     

京郊农户金融需求现状的深入分析

通过对京郊农户金融需求现状调查了解到：农户借贷需求呈现出以家庭消费为主的多元性特征,但需求结构严重失衡,如在整体资金需求中消费性资金需求比例偏高、在消费性资金需求中盖房子资金需求比例过高等。对此,我们分析认为,要辩证看待正规金融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需求的错位现象;并且,农户信用观念高度非商业化,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其风险承受能力亦较低;同时,过高的资金自给率与极强的金融需求并存---农户金融在抑制中发展着。     

金融自由化条件下我国非正规金融问题研究——兼论二元金融之间关系及其经济影响

近几年来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已成为经济理论的热点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主要从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中小企业主要从非正规金融获得信贷资金,形成了相对割裂的二元金融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金融抑制是我国二元金融产生的主要原因,弱化二元金融也成为了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原动力。始于2011年初的温州债务危机使非正规金融进一步受到广泛关注。加强民间借贷的疏导与监管、推动金融改革与创新、实现非正规金融的阳光化与合法化等日益成为热点问题。     

基于温州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结构现状的博弈分析

本文以温州为例,对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论证了我国区域二元金融结构的合理性及不同金融制度安排下借贷主体融资决策的差别.事实上,金融市场中的不同借贷主体具有一定的异质性,例如,银行等正规金融组织和钱庄、合会等民间金融组织在国家强制力、微观社会联系、区域传统文化作用及个体信息等方面各具优势,不同的企业和个人对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差异的反应程度也不相同.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促进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深化,提高金融资源的边际产出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了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问题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得性对于促进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及资产配置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可得性的提升会通过对家庭民间借出的降低来减少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此外,金融可得性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有着一定的差异性,即对农村地区的影响高于城市,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要高于东部地区.     

京郊农民资金互助组织规范运行研究

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借贷多表现为周期短、额度小、借贷频率高的特征,这与农村正规金融的借贷规定是相矛盾的,同时农民的生活性借贷也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京郊各个村镇都有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在这个组织内部自发产生了农民资金互助的功能,有效地解决了分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京郊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刚刚产生,日常经营管理尚处于摸索、尝试阶段,为了更好发挥其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促其健康发展,必须建立起一系列的运行规范。     

金融市场化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基于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如何影响农户的信贷获得。利用1999—2009年的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从资金配置效率、金融机构行为等多个角度刻画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发现金融市场化显著降低了农户从正规金融部门的信贷获得。从不同的贷款用途看,金融市场化主要降低了生产贷款中的农业生产贷款,对生活贷款则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从产业发展的视角进行剖析,发现金融市场化对农户正规信贷的抑制程度受产业投资机会的影响。农户所在地区的农业投资机会越大,正规贷款受抑制程度越低;反之工业投资机会越大,正规贷款受抑制程度越高,说明金融市场化对农户信贷的抑制来源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资金转移。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国外文献评述

通过对国外文献关于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进行概览,本文发现,农村非正规金融不仅能够降低农户借贷的外生交易费用,还能够降低制度性的内生交易费用;农村非正规金融自发生成的各种内在机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农村非正规金融可以与农村正规金融共存;以家庭为结点的社区网络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私人治理机制的基础;为了缓解农户贷款难的问题,由发展中国家政府推出的各种扶贫项目的作用却很有限,因而政府要想有效干预农村金融市场,就必须考虑并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定量分析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复杂关系,鲜有文献计量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零散,尚未形成一致的理论框架。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可选方向。     

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本文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通过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