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性对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16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层次分析法分别测算了其2007～2016年间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并基于协调度模型,着重探讨了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结果显示:①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度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内部城际差异浮动增强,基本呈现"东部高,南北边缘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其中上海市韧性水平最高。②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波浪式上升状态,区域内部出现明显的地带性差异,形成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圈层式发展格局。③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度总体稳定上升,但绝对数值偏小,城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化,形成了"东强西弱"的空间格局。④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韧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动态调适期,70%的城市处于初级协调与勉强协调阶段,只有上海过渡到中级协调阶段。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主导产业影响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动能模拟与检验——以浙江义乌市为例

以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为理论基础,模拟义乌批发业成长促进其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动态能力,并进行协整检验,表明批发业成长推动义乌市城市化水平提升的动能具有短期和长期作用.其动态能力表现为批发业的成长推动义乌市人口与空间规模扩张,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进行整合和优化,各种资源和要素集聚能力增强;集聚作用驱动城市空间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空间利用效率提高、空间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从而增强了城市功能,促进义乌市影响的空间范围扩大,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在更大的空间进行整合和优化,形成区域经济中心.     

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动态演变及其网络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等7个子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间、不同子系统间存在显著差异。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除,但内部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协同发展类型转移存在路径锁定效应,演化路径具有不确定性。空间格局经历了从“Z”型到“>”型的转变;空间分布呈西北-东南格局,迁移方向由正南-正北转向正东-正西。绩效规模借用、功能规模借用可以提高城市协同发展水平,但存在空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种借用规模作用于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路径存在差异。据此,应加强都市圈内部、都市圈之间板块链接,增强发展动能;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城市网络结构不断深化,提高网络外部性溢出。     

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5~2014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280个市辖区范围的城市经济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经济效率得分不高,变化幅度不大;城市规模效益梯度比较明显;城市经济效率与城市行政级别格局一致;区域差异较小并且呈现缩小趋势,省内差异贡献明显大于省间差异贡献;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格局比较稳定,形成了辽中南、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等"群"状分布高值区域,以群内核心城市为中心,与群内较高、中等城市经济效率城市共同组成"核心—边缘"空间格局,而低水平城市则成片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所选6个因素对城市经济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城市规模、投资强度、区域联系的影响程度居前3位;地理区位差异是客观因素,要素禀赋是初始因素,而投资强度、区域创新投入等是直接因素。     

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电力行业发展数据,采用DEA、ESDA-GIS、Panel data model三阶段分析方法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整体水平较低,21个省(市、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低于0.65,2005—2014年绩效未有明显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2005—2014年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Moran's I指数值均为正数,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区域主要位于环渤海与长三角地区,低—低型区域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人口密度、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具有正影响,电力自足率呈负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具有"U"型曲线特征,并且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同一影响因素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的作用效果不同。     

基于修正分形模型的泛长三角城市群地理经济研究

选取2008年泛长三角所属22个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Zipf指数、Pareto指数和Dgl指数对长三角的城镇化等级结构、相互作用、空间相关性、空间差异、交通网络密度和网络连通性进行测度,以揭示目前泛长三角空间格局、形成演化过程、影响因素、发展状况及趋势,为宏观政策的调整提供借鉴意义.     

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异质性地方政府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正向空间溢出,地理相邻省份间绿色创新绩效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不利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地方政府环境竞争与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均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环境竞争呈现正向空间溢出作用,而地方政府服务竞争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基于此,应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考核指标,扩大环境绩效考核指标覆盖范围,高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利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检验两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集聚效应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过于均匀,存在进一步集聚的空间和必要性。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东部地区的提升空间不大,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利用空间较大,可通过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扩大城市规模,获取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基于生产函数的城市经济水平影响因素差异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长足而稳定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经济而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即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规模经济对中国城市经济的影响.考虑到经济增长各地区间的差异性,将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划分为6大经济区域及3个规模级别分别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城市整体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但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城市其规模弹性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将产业结构、开放程度、与外界区域经济联系及科技水平4个具体反映广义技术进步的因素融入上述模型中,探究各因素对我国经济水平的作用,并得出了产业结构和科技水平是影响目前城市经济水平主要因素的结论.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

合理的城市人口密度关系着城市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在2000年、2005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数据的支持下,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密度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进行了统计描述,分析了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格局及变化类型,并探讨了影响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十余年间全国的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不同地区、不同人口规模、不同行政划分的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均存在差异;黄河下游流域与长三角是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的主要区域;人口密度变化类型包括五类,其中"一直升"型的城市数量最多,且在中部地区、四川盆地成片状分布。     

城市专业化分工中的高铁效应

城市专业化分工是区域分工合作的表现形式。在高铁建设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我国城市专业化格局出现新的特征,高铁成为影响城市间专业化差异的重要因素。分析了2008-2014年全国城市专业化水平的空间特征,利用DID模型识别了城市专业化水平演变中的高铁效应,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对比分析高铁城市的专业化影响因素的变化。研究发现:(1)全国城市专业化水平普遍提升,且主要集中在高铁网络较为完善的"四横四纵"地区内。分布模式由缺乏明显临近关系的参差分布转向高水平相对均衡分布;(2)高铁对城市专业化分工有正向影响,且系数大小与城市规模成U型关系;(3)高铁的影响力度增强,连通性和中心性对城市专业化分工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经济条件影响力度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影响减弱;(4)巨型城市具有独特性,经济与高铁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相关。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相互作用——来自省会城市的证据

通过改进的人类发展指数计算方法,构建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运用聚类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对省会城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及相互作用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2010年以来超过50%的城市跨入中等发展水平行列。不同城市间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的时序特征。从空间分布格局看,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优于中西部城市。另外,我国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呈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局部具有高水平区域集聚、低水平区域集聚的特征,部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作还有待加强。     

国家审计能有效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吗？——基于治理视域的考察

基于2005～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国家审计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国家审计能够有效提高区域经济韧性,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存在。作用路径分析显示,国家审计通过提升区域内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和地方政府预算资金使用效率两条路径增强区域经济韧性。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高、信任环境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国家审计对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越明显。从区域差异视角来看,国家审计有助于减少区域经济韧性差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应继续加大国家审计的力度,为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激励政府与企业积极参与,携手共建优质、高效、稳定的经济环境;合理运用信息化技术,提升国家审计的总体效率。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

基于Bootstrap-DEA方法,测算了2010年全国622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效率均值仅为0.371,整体偏低,内涵挖潜空间较大;土地利用效率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规模递减效应,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利用效率越低; “土地招商”和“卖地财政”对土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废除地方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垄断,充分发挥土地市场功能,盘活存量土地,是破除城市化面临的土地约束的现实途径。     

特大城市供应网络韧性：特征、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基于广州市信息基础设施企业交易的视角

利用广州市的企业公开交易数据，分别构建全行业和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关联企业的供应网络，在明确总体和特定样本企业供应网络韧性特征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企业交易视角下城市供应网络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关联企业的交易广泛分布于各个行业，蓄意攻击相比随机攻击更能显著降低供应网络的韧性；网络的多中心性和供应商数量对于全行业供应网络韧性影响最为明显，需求方信息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信息基础设施关联行业的多中心作用稍有下降，而需求方信息化程度的效果有一定上升，且韧性表现具有显著的市场规模依赖性。整体而言，市场交易规模越大、多中心水平和需求方信息化程度越高的行业具有越高的网络韧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扩大城市供应来源多样性、提高企业信息化程度和提振市场规模等方面提出提升城市供应网络韧性的策略建议，以期为信息时代背景下提高特大城市供应网络韧性提供参考。     

大城市更有利于创新吗？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城市规模及其空间互动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该正向作用会受到城市所处地区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更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与更高的金融集聚水平是大城市拥有更多创新产出的重要路径;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后发现,城市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正的显著性,同时当城市的规模越大时,其对周边城市创新的抑制效应就更为强烈。     

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及其空间分异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及其空间特征,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总量和对外联系因子、人均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和不安全因子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福祉水平的四个主要决定因素;长三角城市群福祉决定因素的因子得分呈现出空间分异特征;由"南京—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构成的"Z字形"空间格局,其福祉决定因素的得分较高。通过缩小福祉决定因素的区域差距,可以有效缩小福祉水平的地区差距。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浙江住房市场发展特征

长三角一体化对浙江住房市场的影响既表现出需求效应也表现出空间效应(空间差异性),但目前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还比较有限。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区域交通、公共服务、就业等影响居民居住选择一体化的特征因素的实质性进展,也受制于该城市距离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由于城市之间依然存在的行政性分割和现行的财税体制,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的城市之间经济竞争(地区竞争)仍是主要方面,区域合作仍是次要方面。住房需求是开放或部分开放的,是可流动的;住房供给则是封闭的,不可流动的。住房需求取决于人口、收入、货币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住房市场的管制等。     

健康度视角下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进化与提升路径——京津冀与长三角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打造科技创新环境,建立健康的区域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有利于提升国家创新软实力。本文在“高技术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三螺旋结构下,对正交投影法进行优化,运用Sigmoid函数进行数据归一化,采用考虑跨期的熵权法,对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度进行研究,计算其进化动量。结果表明:京津冀及长三角地区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安徽、河北、天津仍处于非健康状态;从进化动量看,京津冀地区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与长三角地区的差距有扩大趋势。因此,文章提出以下建议:优化区域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投入创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