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绿色投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新发展理念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2004~2017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就市场化进程中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样本期间内我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各地区差异较大；从Moran’s I结果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绿色投资与市场化进程相结合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比绿色投资单项指标的作用更显著；市场化条件下的绿色投资仅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促进作用，但对相邻省市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虹吸效应"。     

绿色投资、碳排放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的非线性关系检验

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影响,不仅会随着投资规模的增长而发生变化,还会因投资领域和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而会存在非线性关系和投资种类的异质性。采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和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和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或“N型”的非线性影响,对碳排放强度则具有“倒U型”或“倒N型”的非线性影响,目前总体上表现出从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向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转变的趋势;不同种类的绿色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明显异质性,相比环保投资和生产性绿色投资,绿色企业融资的增加更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碳排放强度具有中介效应,即绿色投资可以通过影响碳排放强度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区域联动机制,有效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空间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持续加大绿色投资规模和领域,并对各类绿色投资实施差异化策略以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充分发挥绿色投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共赢。     

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

以绿色转型推动"城市病"治理,是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以2011—2018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例,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水平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提高,且在空间上表现一定程度的趋同性,而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明显;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城市绿色转型,相较于生态空间转型的影响,对生产空间转型、生活空间转型的影响效应更加突出;在区域异质性上,长江下游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驱动城市绿色转型及"三生"空间转型,而中、上游地区数字经济不能够有效驱动生态空间转型。为进一步强化数字经济作为城市绿色转型的引擎作用,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实施数字经济驱动城市生产空间转型差异化发展路径;强化数字技术在城市生产、生态空间的应用。     

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

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依靠政府强制性管制等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外,还需要借助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进行补充。从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手段入手,分析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首先,基于新发展理念的五大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对2010—2020年我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考察其空间相关性;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就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西部地区,地区间两极分化严重;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更大,但两者对邻近地区都没有显著溢出效应。对此,各地政府应重视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促使两类环境规制相互补充。     

西部大开发20年来陕西省国土空间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过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测度西部大开发20年来陕西省空间治理和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通过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探究国土空间治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20年来,陕西省国土空间综合治理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现先小幅降低后稳定上升的态势,二者耦合协调度逐渐步入协调发展的中级协调型,具有一定发展韧性。国土空间治理水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互为因果的互动效应,且均为正向显著促进作用。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内贸依存度、人均GDP、人口密度、金融发展质量和GDP增长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固定资产投资起部分中介效应作用。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物流业集聚及影响因素——中国31个省市的经验证据

首先利用区位熵理论分析了我国31个省市物流产业集聚状况,然后将区域空间相关性纳入到物流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并利用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产业集聚在省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物流业集聚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在初期对物流业集聚有显著负效应,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负效应逐渐减弱;FDI对物流业集聚的作用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市场化进程对物流业集聚存在负向影响;基础设施水平对物流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制度环境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广义分位数与动态门限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SBM-DDF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2006～2016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和动态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地区腐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外生制度环境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结构突变和动态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发生了结构变化;随着地区腐败程度的加深,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逐渐降低;以市场化进程和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限变量,跨越门限点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依次增强。东、中、西三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表明,东部、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则不显著。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来源及其空间相关性影响:区域协调发展视角

基于中国1978年～ 2013年的省际人均GDP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进行测算,进而实证考察不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经济发展空间相关性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五年规划的更替,考察期内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先降后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且这一趋势不因区域划分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但区域划分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拉大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表明在不同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空间因素对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负相关性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政府质量、科技创新与绿色GDP——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差异对比

通过构建嵌入政府质量和科技创新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4~201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质量、科技创新对绿色GDP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GDP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及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权重矩阵影响下，不同地区的政府效率、市场化程度、公平程度和腐败程度对绿色GDP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效率、公平程度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绿色GDP增长，却会抑制比较落后地区绿色GDP的增长；市场化程度对大部分地区绿色GDP呈现促进作用；腐败程度对地区绿色GDP增长呈阻碍作用。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GDP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升绿色GDP发展水平不仅需要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为绿色GDP发展提供符合实际的政策指导意见，还需激活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绿色GDP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数字经济驱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为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从质量、效率、动力角度出发,构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2011—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但流域内省际间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与中下游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力在上游地区较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为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九省区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推进各项规划落地,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策略。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测度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空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但存在发展不平衡状况;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存在不平衡状况;省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大致呈“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创新发展、开放程度和协调发展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基础、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但各影响因素对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的大小存在差异。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与高质量发展——基于索罗-斯旺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逐年放缓。采用索罗-斯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下行压力并存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向消费驱动转型时,必然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放弃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扩大内需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就业人口,避免就业人口出现大幅下降,还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社会创新,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成渝城市群数字金融发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分析

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催生出具有普惠特性的数字金融,为经济高质量转型注入新活力。本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2011—2019年成渝城市群面板数据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算,并对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内数字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成渝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科技创新为着力点,进一步提升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作用;同时,应明确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发展定位,提升各城市在城市群协同发展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激发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促使成都、重庆两中心城市更好地发挥对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     

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与高质量发展——基于索罗-斯旺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逐年放缓。采用索罗-斯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下行压力并存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向消费驱动转型时，必然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放弃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扩大内需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就业人口，避免就业人口出现大幅下降，还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社会创新，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和保障。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与区域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传导机制推动区域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具有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测度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的综合水平,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影响过程中的两大效应与理论分析一致。最后,提出了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推进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建议。     

中国服务经济时空分布研究

目的/意义服务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与趋势,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情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方法/过程选取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利用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及31个研究样本统计年鉴的数据,对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时空分布特征研究。结果/结论结果表明:中国总体上已于2013年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样本中仅有32.3%的省市自治区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各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20世纪90年代初和2016年是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关键时间点;在31个样本中,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华中地区、西北地区,且东部沿海地区服务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大部分样本的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