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水平.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价值水平都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价值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其中的高科技企业而言,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渠道机制检验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要素配置水平并对风险具有更强的可控力,这些因素的改善,都有助于企业价值水平的增加.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融资结构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占比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提高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占比则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企业所有制属性、行业属性、技术密集型属性和资本密集型属性中,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与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分别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显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提升企业利润率,从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但提高间接融资占比则会显著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降低企业利润率,从而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文章选取经历数字化转型企业的知识型员工的数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进知识型员工的学习动机，进而激励其建言行为；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促进作用，知识型员工的组织公平感知，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学习动机的影响力；知识型员工组织公平感知会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建言行为的影响，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组织公平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知识型员工建言行为的促进作用更大。文章拓宽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理论层面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员工管理提供启示。     

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经营效率的关系研究

数字化洪流之下,传统企业纷纷按下"转型"加速键,差异化的商业模式给企业带来新的生机.本文利用江苏省制造业2013-2019年的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同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模式创新有促进作用,且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来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程度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型贸易形态。新发展格局在技术、市场、政策等多方面驱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其中内循环助力驱动数字技术创新与服务供给能力提升,外循环助力驱动制度创新与数字服务开放合作,共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近年来,我国数字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水平日益优化,政策引导不断创新,但总的来看,其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面临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数据安全等诸多挑战。顺应新时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我国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加强数字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保护、增强国际服务贸易规则话语权等方面入手,推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背景下战略联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效应及驱动机制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也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施“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基于战略联盟视角,理论分析企业参与战略联盟对数字化转型的内在作用机制,并采用大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推动数字化转型,且股权式战略联盟、联盟对象为企业和政府、联盟内容涉及数字化技术有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2)企业参与战略联盟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3)与其它企业相比,参与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地处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可为揭示战略联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和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治理与企业绩效：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指标,尝试分析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和理论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该影响在数字技术使用和传统治理的数字化等维度都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不足。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数字化治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重点发挥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考虑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差异,精准施策。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下,数字技术应用成为企业推动绿色创新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正向促进绿色创新;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制度环境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战略风险承担则在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起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技术资本和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我国东部地区,开展创新合作及高管党员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战略联盟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驱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囿于自身内部资源和转型能力不足,企业数字化转型容易陷入转型难的困境,基于合作关系的战略联盟能否助力企业突破这一困境,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基于战略联盟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如何利用战略联盟来驱动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企业参与战略联盟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并且高级人力资本结构会强化这一驱动效果。作用路径检验发现,战略联盟有助于企业提高协同创新能力、增强数字化投资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而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股权联盟合作模式、联盟合作对象为企业和政府部门、联盟合作内容涵盖数字技术,均有利于增强战略联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与其他企业相比,战略联盟更有助于推动高科技企业和地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最后,战略联盟通过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不仅丰富战略联盟和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也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数字技术会驱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转变，进而影响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有利于实现企业内部共同富裕目标；员工规模的扩大、员工平均工资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中介路径；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份额，而对管理层的劳动收入份额没有显著影响；相比数字技术实践应用，底层数字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相比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幅度更大。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争议提供证据，同时也对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提供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文化资本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首先,根据文化资本的构成选取间接测量指标,利用2002—2010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文化资本量(包括有形文化资本量和无形文化资本量)进行了评估测算;然后,运用随机前沿影响因素模型,实证分析了文化资本对广东省21个地级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各地级市的平均企业研发效率处于较低水平;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对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中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促进作用显著,自然资源消耗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公共数据开放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新型公共服务,其在应对数字化变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影响。以地方政府上线的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年至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内部控制以及强化区域人才集聚效应与技术集聚效应、提高区域创新水平等途径正向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数据开放对内部组织结构更为灵活的民营企业和管理层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推动作用更强,并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经济活力越强,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越显著。基于此,地方政府要完善数据政策,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发挥数据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