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民营能源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这进一步影响到民营能源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民营能源企业2012-2021年的数据,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创新性地刻画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民营能源企业绩效,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从渠道路径来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运营能力,这些都有助于促进民营能源企业的绩效增长。就不同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民营能源企业绩效的驱动效果有着较强的非对称性特征,具体而言,对于东部企业、大型企业、成长型企业以及新能源企业,其提升效应更为显著;对于中西部企业和小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绩效驱动力最差。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分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利用2009-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各种机制作用效果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金融负债渠道对于企业创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创新规模而非比重上；金融资产渠道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企业房地产投资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创新规模；股东价值导向渠道对企业创新未表现出显著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的研究表明，金融负债渠道对创新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次之，中央国有企业不显著；金融资产和股东价值导向渠道没有表现出产权异质性。因此，可从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严控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行为、推进股票市场改革、探索更为多元和有针对性的创新支持措施4个方面不断提升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于企业创新的正面作用。     

数字化治理与企业绩效：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方式变革是中国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目标之一。本文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和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库,使用机器学习方法构建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指标,尝试分析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的经济影响和理论机制。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治理显著促进了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报酬率,该影响在数字技术使用和传统治理的数字化等维度都显著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而言,数字化治理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不足。机制分析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是数字化治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主要影响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重点发挥数字化治理水平对企业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考虑这一促进作用因企业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产生的差异,精准施策。     

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的影响与传导路径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的新动力，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利用2015—2021年中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资源基础观理论，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企业价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企业资源异质性视角的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绩效、行业竞争和企业性质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内部控制和运营效率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影响的传导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以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以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采用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相结合的方式更为全面地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水平，对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发挥积极作用。在使用一系列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旧保持一致。(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3)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更大。(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和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方向和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ESG表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

在我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促进企业践行ESG发展理念和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显著提升企业价值;数字化转型可以正向调节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重度污染行业和高新技术行业企业中,ESG表现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运用动态面板模型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方法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可靠。基于此,本文认为企业在贯彻ESG发展理念的同时,也要重视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促进ESG和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驱动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回归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强化企业与供应商和客户关系推动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智力资本价值创造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好发挥智力资本的价值驱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选取2010—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考虑一系列内生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对于出口企业、民营企业、拥有绿色实用型专利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价值链数字化对绿色创新的正向赋能效应更强。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数字化带来的技术扩散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激活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动态分解结果显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主要归因于资源再配置,且资源再配置是价值链数字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又一重要渠道。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吗?

基于手工收集的2011—2021年A股生物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表现为数字化转型水平越高,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可能性越大,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和交流协同成本是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非省会城市企业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较差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活动中,数字化转型替代了部分由高铁开通带来的企业外部信息环境改善作用,两者呈替代关系。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拓展了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相关研究。     

服务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2008-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基础，探究服务开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服务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较强，对资本密集度、海外市场比重及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服务开放通过提高知识整合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提高企业创新意愿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营商环境改善能够促进服务开放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效应。     

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

为更好地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推动数字化转型和实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高效融合，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指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管理层相机选择会计政策与会计方法的动机降低和机会减少是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企业和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外循环：影响机理和实现路径

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基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环境变化,中央提出,要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开放水平和开放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旨在考察数字化转型是否有助于促进企业外循环,并且提出其影响机理和实现路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增强了企业的数据资本,数据资本赋能企业,降低参与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助力企业打通外循环,提高企业外循环水平.经验研究证实,数字化转型能够助力企业打通外循环,提高企业外循环水平,对企业直接参与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间接参与外循环.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小微型企业相比,数字化转型对大中型企业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大中型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着力助推其直接参与外循环,对其间接参与外循环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与非主要商业城市相比,数字化转型对位于主要商业城市的企业直接参与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主要商业城市相比,数字化转型对位于非主要商业城市的企业间接参与外循环的促进作用更大.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能力升级——基于网络效应的分析

现有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绿色创新的研究多聚焦于线性关系,鲜有研究关注这两者间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存在网络效应的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基于所有权性质进行差异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信息共享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促进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非线性的,随着数字化技术用户规模增加,其促进作用会跳跃性地变大,即存在网络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且仅有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有非线性促进效果,存在网络效应。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和所有权性质差异影响,同时也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就业规模、就业结构的双重视角

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刻影响着企业组织架构与业务流程的变革，致使企业员工面临着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就业形势稳定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对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对就业规模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就业规模；对就业结构而言，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型、服务型、高技能、中等技能员工存在就业创造效应，而对生产型、低技能员工则存在就业替代效应。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融资约束、提高生产率及扩大经营范围作用路径影响企业劳动力就业。第三，不同所有制、生命周期、科技属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力就业效应存在异质性，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更为明显。第四，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具有非线性影响，且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加深，劳动力就业的优化作用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