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析——基于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目前,新生代正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特殊部分,他们带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城市,在市民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对于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调查报告

本文基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临沂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中的困境,表现在先赋身份认同逐渐降低,市民身份认同缓慢提升,但身份转变困难。为此,应通过社区工作、小组工作、个案工作等方法,帮助新生代获得一种城市人的积极的身份归属感,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更长远的发展,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农民工市民化的共时性研究:理论模式、实践经验与政策思考

本文运用马克思的人性思想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了共时性研究。分析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利用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根据国家政策,与城市相互交换,实现发展,由农民变成市民的;它受到了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城市的市民化需求及容量的约束,在理论上具有平衡、主观、自利三种基本模式;实践中的农民工市民化,在整体上由于城市长期自私自利处于非均衡格局,造成了人的城市化滞后于地的城市化的不利后果。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需要针对性采取推进城乡一体化、突出农民工发展主题、探索平衡的市民化模式、创新市民化容量问题解决方案及遵循有规划的渐进主义原则等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双重边缘化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层,他们的走向直接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的内涵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具备融入城市的条件,剖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因素,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策建议,其目的是加快其走出双重边缘化困境融入城市的步伐,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快速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分化类型及未来走向

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为三种类型,即城市市民型、城市农民型、农村农民型。本文对这三种类型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进行了剖析,初步提出了他们的各自走向,为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推进大都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中的第三个选择探索——基于上海市农民工状况调查的研究

我国的农民工将长期、大量地存在，但这不应当成为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理由，相反正是由于我国相关制度改革滞后，造成农民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的非同步，使得大量农民工长期存在。上海选择合适的方式优先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率先建设全面小康的要求，也是促进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而且有助于长三角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从上海农民工现状调查看，大部分农民工正不断失去返乡成为农民的机会，同时市场经济决定了他们也不具备在上海长期像市民一样生活的条件，因此本文提出农民“海归模式”市民化是上海农民工的现实选择。     

家庭半移民、代际市民化与政策创新——基于城市社区农民落户家庭的调查

户籍改革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但极少有人研究农民家庭落户城镇的具体情形。本文通过分析调查资料,发现这种家庭具有半移民特点,即其成员的身份有市民也有农民、职业有务工也有务农、公共服务供给有城市也有乡村,其市民化可能要通过代际过渡来完成;因此,需要农民市民化、家庭公共服务、城市社区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创新。     

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阐述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制度困境、文化困境及人际困境等方面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从制度认同、人际认同及文化认同等层面给出基于未来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行对策。     

内生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多维度探究

农民工市民化的停滞不前已成为改善我国内生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深层次阻碍因素,当前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且从最初希望从事非农工作转向在城市中定居并获得市民身份,但当前粗放式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使得庞大的转移人群长期游走于城市边缘,最终导致农民工市民化的弱化或断层。鉴于此,多维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性,进而采取针对性的策略以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新生代农民工“可行能力”与城市融入——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

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其社会发展权的重要内容。文章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为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视角,基于杭州市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实证调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可行能力",从个人期望、健康能力、经济机会、参与能力、社会权利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融入期望高但相对剥夺感较强,健康能力因长期高强度劳动而弱化,经济收入尚可但就业机会不平等,主动性社会参与机会少且组织生活边缘化,社会权益保障因城身份边缘化而无法实现。社会发展新常态下如何破局,必须从政府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形成整体性"合力",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行能力"。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身份转化障碍及对策

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动力,而农民的市民化是城市化的实质和核心.当前农民工在向市民身份转化过程中面临多重障碍,主要有城市的户籍准入条件限制、农村的土地限制、农民工的主体限制等,亟需通过推进城市化进程、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等途径予以解决.     

农民工身份转变的障碍及其出路

该文作者通过农村收入满足度问卷调查,了解农民就业方式与收入满足度关系.文章认为农民工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农民身份市民化转变受阻造成的、而农民身份市民化转变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和现有城市接纳人口能力的狭小.当国家经济实力逐步提高后,现有城市接纳人口盼能力依然是农民身份转移的障碍.克服障碍盼根本出路是增加我国城市供给量,在中西部建设城市,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减轻现有城市的房价压力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市民化中的农民与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从农民市民化的界定出发,初步考察了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行为模式后,发现我国农民市民化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的动力不足.在对市民化过程博弈双方(农民与城市政府)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行为博弈方法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市民化政策的博弈结果就是民工化.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改变当前博弈条件(政策)、加快农民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议.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市民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探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最有希望转变为市民的农村居民,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也渴望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一系列不合理制度的存在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简单的身份差别决定了公民的福利待遇的迥然不同,这样的权益政策体系对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安居乐业均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权益保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