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理性到有限理性:经济学研究理性假设的演变

"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的传统研究假设,却因背离现实而受到质疑.基于行为人稀缺的心理资源和系统固有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有限理性"正逐步取代"经济理性"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理性假设.不同的理性观点可以从决策的视角得到系统地解释和比较.并且,随着理性假设的演变,经济行为的决策标准也相应从单一静态最优向多元动态平衡转变.     

人性假设：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的比较

人性问题是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概述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及管理学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观点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与管理学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区别。认为,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重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观点,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接近现实的研究,而管理学则由于其核心问题——对人的管理,因此,其对人性问题的研究本身就构成了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度消费的行为经济学分析

对于过度消费问题的分析,传统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他们不认为存在过度消费的现象,而行为经济学修改了传统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完全的意志力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本文主要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过度消费的原因,即由人们拖延的恶习、自我控制问题、有限意志、过度自信造成的,并用相关模型进行验证.     

从代际公平分配角度质疑新古典资源定价模式

对自然资源定价研究 ,学者往往借助于新古典价格体系。尽管价格体系运行有交易成本 ,但坚持新古典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降低交易成本方法 ,如界定产权和内部化等。这些经济理论都假设资源稀缺 ,没有考虑资源枯竭性质 ,仅仅考虑的是当代人的生产、消费状况 ,忽略当代人的这种行为对后代人资源消费、贸易和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 ,一方面 ,当代人在自己生命周期内追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 ,不会把自然资源留给后代人 ,造成后代人没有可消费的资源 ;另一方面 ,即使新制度经济学使用界定产权方法 ,由于后代人并没有出现在市场上 ,无法讨价还价以矫正代际外部性 ,因而很容易造成过度使用枯竭资源 ,不可能很好解决资源代际最优分配问题。本文试图从代际公平分配角度对新古典价格机制与产权配置提出质疑 ,一是 ,以自然资源稀缺为假设前提的新古典范式不能保证当代人消费不影响后代人 ,政府干预十分必要 ;二是 ,从资源枯竭角度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意义 ,需要重视资源管制与补偿机制 ,以便让更多经济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关注资源枯竭或消耗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     

稀缺和社会主义经济

<正> 一、稀缺——资源有限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没有稀缺,就没有经济学”,似乎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公理。稀缺是否专属西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是否不必考虑稀缺?回答应是: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必须十分重视稀缺。     

神经经济学——经济学领域的“新大陆”

传统经济学在研究消费决策时通常假设人是理性的,总是在约束条件下寻求利益的最大化。而大量的现实经济活动表明,人在作出决策时往往不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对于那些传统经济学模型无法解释的行为,通过借助现代神经医学设备,研究人员能够在神经层面触及决策潜意识,重建经济学对经济行为的解释框架。     

新经济:撞击传统经济理论

“新经济”表现出的新现象、新特点是传统经济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有些甚至直接与其相悖。不能不说，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已存在着明显而实在的撞击。一、对“资源的稀缺性”假设的冲击　　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一些重要的假设之上的。假设是建立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而“资源的稀缺性”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它是指与人类的需要的无限性相比，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是有限的，不足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利用稀缺资源满足需求的社会科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可以说，资源的稀缺性是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起始点，是经济学…     

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看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各分支都是在一定假设基础上，通过逻辑的抑或是数学的演绎推理，最后得出一定的结论。假设条件越是逼近现实，结论就越是接近现实。从假设条件来看，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有两条基本脉络，一是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推广到其他学科如政治学，从而导致了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产生，此即人们所说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二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人假设和完全信息假设做出更接近于现实的修正，从而导致了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诞生。循着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演变，就把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径。     

经济学研究中的人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对人的研究表明：西方经济学是以财富的获取和占有为对象，以资源稀缺为出发点，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物本经济学；马克思的人本经济思想，实现人本主义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的统一，由于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需要胡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一个思想史的梳理和辨析

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不同类型,而是将所有支出都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不同,古典经济学将投资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从而对奢侈性消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组织,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而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都以不断积累和投入的资本为基础。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当下的个人福利或效用,仅仅关注已经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看不到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支出在本质上的浪费性和损坏性。同时,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没有消费掉的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而不是从民众中转移而来的税收或从未来转移而来的国债。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推动增长论”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也能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民工荒”问题的破解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自2004年中国东南沿海出现劳动力短缺后,“民工荒”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难题,同时“民工荒”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方面“民工荒”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却又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民工数量的绝对减少是导致“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即解决“民工荒”难题的方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这就导致了“民工荒”难题是无解的,即人口红利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不相容的。而如果从新兴古典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民工荒”难题看成是古典经济学的“两难冲突”,即劳动力稀缺程度本身不是固定的,则可以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生产力,从而达到减少稀缺资源（劳动力）稀缺的程度,进而破解“民工荒”带来的难题,较好地解释“民工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制度经济学派的扬弃、理论再造与中国适用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为保障。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从制度的本身去理解制度,犹如手持长矛的堂吉诃德,乱冲乱撞。因此有必要遵循马克思的思路再研究,还制度的根源基础于物质的生产生活关系,还制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服务的主导能动作用。     

经济学中的行为研究

经济学的行为研究总的来说遵循由隐含的、先验的幕后假设逐步走向台前的路径.以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行为假设的修正为起点,行为研究的枝蔓逐渐扩散开来,并在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分支中扎根,从多角度认识经济行为的细微末节,将经济学研究推向更为微观的领域,逐步实现向有限理性的真实经济活动面貌回归.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AUSTRALIAN ACADEMIC ECONOMISTS: HUMAN‐CAPITAL AND FIXED EFFEC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y some economics departments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are more research productive than others. The hypothesis is simple: research productivity depends upon the human capital of department members and the department‐specific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work. A Tobit model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the two effects. Both are found to be important. Our results help explain why a small number of departments consistently outperform the others in studies that rank Australian economics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research output.     

西方经济伦理研究的实验方法初探

随着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受重视,作为科学认识的经验认识方法的实验方法,逐渐被广泛运用于经济伦理学的研究.目前国外关于经济伦理学的实验主要有基于主体博弈的实验;基于计算机模拟仿真的实验和基于脑科学的实验三大类,这些实验都对传统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偏好理论、效用理论和"理性经济人"假设等提出了挑战.实验方法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传统,寻求实验力量与理性力量的结合,运用真正归纳法得出了普遍具有自然主义特征的经济伦理思想.实验方法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观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其具有可控可检的优势,可为我国完善经济伦理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Eagles and Turkeys: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Departmental Co‐authorship and Research Productivity

Lucas (1988) hypothesised that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explain persistent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become manifest via interactions between workplace colleagues. Consistent with the first part of this hypothesis, Fox and Milbourne (2006) concluded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in Australian economics departments raised the research productivity of departmental members. This paper tests the robustness of this finding by using a direct, rather than a proxy, measure of human capital and confirms the existence of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within Australian economics departments. But we extend the analysis in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Firstly, we investigate the second part of Lucas' hypothesis by testing whether the externality becomes manifest via co‐authoring.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this type of intera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esearch productivity, especially for higher quality outputs. Secondly, we control for the likely endogeneity of one's peer group via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stimation. In this case, we find that the peer group effect disappears completely for the highest quality outputs but remains for research output more broadly defined.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消费需求视角的研究

收入分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一直是经济学中相当重要的问题。通过对收入分配——消费需求——经济增长这一传导机制进行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分配将会通过消费需求这一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采用1990~2007年中国经济的相关数据对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收入分配调整将会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产生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入分配政策的分类和选择范围,并对部分收入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了模拟。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发展生产力若干问题的探讨

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体制框架和总体规划。今年是加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一年，目前各项新的重大改革举措已陆续出台，改革和发展正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推进。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既加快新旧体制的转换并构建新的经济体制，又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改革目标模式的选择与生产力经济学科建设的再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与生产力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微观生产力研究，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与生产力要素组合方式的研究；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与进一步完善＂生产力系统工程＂。     

A fundamental external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Ragnar Frisch on the socially optimal amount of work

In the late 1940s, Ragnar Frisch published two articles in Norwegian that constitute a pioneering attempt to apply welfare economics to a problem of economic policy. The main contention of the articles is that there exists a fundamental external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because the marginal productivity of labour depends both on input in the individual unit and on total labour use in the economy. While inspired by the problems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risch came to regard it as a general problem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and he explores its consequences for wage and tax policy. While Frisch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nalysis, it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the subsequent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