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金融均衡理论:进展与评述

在全球经济失衡：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已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难题。本文旨在系统地梳理贷币均衡、利率均衡以及内外均衡等西方金融均衡理论，以便更有效地研究制定解决内外均衡问题的经济政策。     

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研究

近期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程度进一步加大,而国家所实施的应对政策因受诸多因素制约其调控效果不够理想,政策调节难度增加。本文根据开放经济下内外均衡的政策调节理论,立足我国经济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了当前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特征并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内外均衡与利率、汇率政策协调

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实现内外均衡要求利率与汇率政策的协调。加入WTO的中国也面临着追求宏观经济均衡的目标，在内部经济存在通缩、失业，外部经济存在顺差但增幅减缓的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实现要求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我国财政政策施展空间有限、货币政策的效力不高，实现内外均衡要求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我国利率是管制的，汇率是僵化的，利率、汇率变动与利率平价模型并不契合。因此短期来看要使利率下调、汇率稳定以实现内外均衡，长期则要求利率汇率的市场化。     

对当前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分析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经济内外失衡局面,具体表现在对内通货膨胀与对外贸易、资本双顺差.通过2011年我国经济对内失衡的具体表现,可以看到内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预算赤字、储蓄不足、投资过旺以及对外货物贸易顺差共同形成的国内超额需求.要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必须继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     

财政视角下的辽宁县域经济均衡发展路径选择

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点,是最为薄弱又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在均衡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及解决"三农"问题上起着关键作用。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应在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导向功能和作用。当前辽宁县域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财政政策的视角出发,分析促进辽宁县域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调整FDI政策,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均衡发展

1979-2005年间,中国累计利用FDI为6454亿美元,并在2002年跃居世界首位吸收FDI的国家.FDI的利用绝对不是越多越好,必须正确认识FDI对中国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运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切评价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中国FDI政策的调整方向,以实现真正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发展.     

从均衡角度看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增长现象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快速增长是改革开放以来"贸易上奖出限入,资金上宽进严出"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导下内外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外在表现.外汇储备高速增长扭曲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矛盾.当前有必要反思促使外汇储备增长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和经济结构均衡.     

日本1985-1990年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开放环境下,内外均衡一直是一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它的实现可以通过支出变更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来实现,其中支出变更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二战结束至今一国实现内外均衡的主要政策手段。本文利用蒙代尔政策搭配法则分析了1985-1990年日本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并以此为解决我国当前内外均衡冲突问题提出合理性建议。     

公共财政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研究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办学层次不均衡,央属高校办学条件明显优于地方院校,本科院校办学条件明显好于高职高专院校;二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中西部一些地区教育经费投入水平偏低,影响了当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三是学科发展不均衡,学校盲目增设或扩大热门专业、低成本专业的招生规模,而农林师范等专业则发展滞后,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本文从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分析公共财政在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方面的作用,并结合国内问题与现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代领导人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存在的经济现象，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央政府出于对世界形势的总体把握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价值取向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毛泽东时代以区域均衡发展为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邓小平同志以区域优先发展为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全面继承邓小平同志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基础上，形成了以区域发展援助为主要目标的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均衡型城市化：模式、动因及发展策略

城市化的均衡态是中国城市化进行过程中的发展方向,对于促进城市化健康、有效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均衡型城市化＂模式的分析,文章得出中国城市化的＂非均衡＂突显、＂城市病＂的出现以及农村＂空壳化＂问题的显露是＂均衡型城市化＂的现实动因,基于这些动因的分析,文章进一步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及城市化模式抉择的形势下,实现城市的网络化、寻找最佳城市规模、实行农村＂就地城市化＂和优化产业空间、促进产业升级,已成为我国实现均衡型城市化的现实策略选择。     

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的对策

19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不断加剧.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有:美国储蓄率较低而东亚储蓄率较高、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使美国资产价格膨胀、美元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等.全球经济失衡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不确定性,中国必须加快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提高经济的自我保护和抗风险能力.     

不完全信息下贝叶斯纳什均衡的转化

本文从古诺特模型的一般分析出发,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条件下分别得出厂商各自的均衡利润,然后通过比较两种均衡下的利润大小去分析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均衡转化问题.之后把此结果推向一般情况,进一步分析了不完全信息贝叶斯纳什均衡向完全信息纳什均衡转化的条件以及其结论的意义.     

汇率制度:变迁轨迹与经济绩效

通过对汇率制度变迁下实际汇率水平、内外部均衡目标的实证研究发现: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能较好的实现内部均衡目标,经济绩效显著;相对浮动汇率制度在内部均衡目标实现方面的经济绩效不显著,却能有效的促进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固定汇率制度能促进内部均衡目标的实现,国内经济绩效显著,却不能有效促进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我国汇率制度的变迁揭示,汇率变化要与国内经济结构和市场能力相适应。当前人民币升值虽然是趋势,但要循序渐进缓步推进,给予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行业留有转型时间和空间。我国均衡汇率的逐步形成,需要实现国内经济绩效和国际经济绩效的协调同步,才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均衡思想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 ,经过短暂的恢复 ,开始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并依此推动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6 0年代初和 70年代末 ,国民经济遭受巨大困难 ,重大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两代中央领导人分别提出国民经济的均衡化调整思想 ,指导当时的经济工作。他们的调整思想对恢复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计划机制的缺陷使经济难以达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效率。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才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率。     

试论阐述平衡常数存在的问题

本文指出了普通化学中阐述平衡常数存在的两个问题,论证其把经验平衡常数与标准平衡常数混为一谈而导致的概念混乱;以及因处理不妥而产生的错误。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修正方法。     

论一般均衡中的违约

人们通常认为违约对经济只有负面影响。但是，经济中实际上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违约，如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制度。GE（R，λ，Q）模型将违约因素纳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考察，认为在不完全市场情况下，违约对经济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表现在违约增加了可交易证券的供给，实现了更加有效的风险分担，提高了经济效率。然而．违约在增加证券供给的同时，也相应增加了经济的总体风险，使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因此，对违约现象进行适度惩罚，将违约水平限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违约对经济的积极作用才能得到体现。     

市场经济能自动实现均衡吗？——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

市场经济能否自动实现均衡的关键,在于供求失衡之后的经济波动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历史证明,市场经济走向“正反馈”的趋势,乃是资本主义的常态。经济危机的结果,就是通过“暴力去产能”使得失衡的市场供求被强制性地恢复均衡。离开“暴力”和“强制”的经济危机来谈“市场均衡”,只能是“伪均衡”。晚近以来,虽然“市场均衡”理论已经为很多学者所证伪,但这些证伪工作大多并没有对“市场均衡”的基本逻辑提出反思。在本文中,笔者运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有购买力的消费不足”理论,对市场经济的“伪均衡”做出批判性的分析。最后,笔者进一步讨论了“矛盾分析”与“均衡分析”的区别：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对矛盾状态的定位不同,还在于二者的逻辑不同。换言之,“矛盾分析”是“辩证逻辑”的展开,而“均衡分析”则局限在“形式逻辑”里面兜圈子。     

国家效用函数视角下我国资本市场“管束均衡”到“博弈均衡”的转换

一个制度安排的初始功能、效率评价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的顺序必须考虑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成本-收益的比较。在整个金融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下,我国资本市场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其功能与效率评价必须复制于国家效用函数及其动态变化。在此基础上,资本市场制度的变迁方向要考虑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对制度环境的认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