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出冲击持久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产出冲击持久性影响的检验和估计是国外研究的热点.本文采集1952-2004年中国实际GDP数据,采用基于ARMA模型的脉冲反应函数的方法估计了中国产出冲击持久性影响的衡量指数.结果表明,整个样本期间产出冲击持久性影响的衡量指数为0.959,改革前和改革后这一指数分别为0.754和3.314,说明冲击对产出的影响具有持久性,但整个样本期间和改革前这种影响会被缩小,而改革后这种影响则会被放大.这些结果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具有一定意义.     

资产负债表的直接传染--一种银行与企业信用链上的信贷冲击乘数效应

文章立足于中国垄断竞争型的信贷市场,以直接金融对银行间接金融的替代性较弱为前提,深入分析了在经济或金融紧缩时期,银行贷款收缩或变动通过资产负债表的直接传染可能产生的一种信贷冲击乘数效应,并且指出,这种乘数效应可能与现有文献所研究的信用渠道中的银行借款渠道和金融加速器效应形成相互强化机制,进一步放大信贷变动对经济造成的冲击.     

金融压力、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影子银行活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测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C）。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商业银行将如何调整影子银行业务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金融压力上升时，相较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差异与两类银行对影子银行这一风险业务的调整有关。当金融压力上升时，国有银行会显著减少影子银行业务，而非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会减少。本文提出了国有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观点来解释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当前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若干战略思考

银行业改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成败.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打造国家金融安全体系的核心是银行产业组织效率的提升.国有银行体制转轨的路径选择应该是股权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改革和放开行业管制的市场结构改革并重的综合改革.银行业应该在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全面对内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者开放.     

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路径：资产市场化与增量改革

经过资本市场化改革后,国有银行的发展呈现两种典型现象：一是从银行层面看,其业绩呈爆发式增长;二是从宏观层面看,存差持续扩大和债权结构失衡等现象反映出其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这表明资本市场化改革在使国有银行微观绩效改善的同时并不必然带来宏观整体效率的增进。本文认为国有银行制度市场化的核心在于功能市场化,即由财政替代功能转向市场金融功能;对于国有银行功能演进而言．资本市场化改革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长期而言,更需要国有银行资产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未来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中,增量改革比存量调整更为重要,其功能转化将取决于新市场金融要素的成长速度与竞争压力程度,其中内生性金融力量的成长对于国有银行乃至整个金融制度改革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金融中介发展平抑了经济波动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波动的联系属于学术研究前沿课题。文章基于1994-201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尽管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具有显著的货币冲击减震效应,但总体而言,中国还未到达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的阶段。文章还发现,中国正从金融中介发展对经济波动具有放大效应的阶段步入临界区间。因此,文章研究结果所蕴含的一个重要政策涵义是,中国金融中介发展已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进一步加快发展必定会为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如何有效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

随着中国入世后实行金融对外开放，国内银行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迫切需要有效解决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本通过对不良资产成因和动态化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关健是控制增量，要想控制增量就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产权结构改革。     

中国信贷市场的结构与变迁——兼析国有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中四大国有银行行政性寡头垄断的信贷市场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准信贷市场，其以效率损失为代价来为中国的渐进改革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随着我国信贷市场结构的变迁，相对于国有银行产权结构的转变，一个自由进入和竞争的信贷市场结构需要先行建立。     

金融冲击和中国经济波动

最近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突出了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也让学者清楚地意识到在对宏观经济建模时不能忽视源自于金融市场的摩擦和冲击。本文尝试将金融冲击引入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解释金融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动态影响,探讨金融冲击的重要性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结果发现:金融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它在解释产出增长、投资增长、债务增长、工资增长和就业的波动方面体现出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存在其它多个冲击,金融冲击仍然能够解释近80%的产出增长波动。进行脉冲反应分析时发现,金融冲击会使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等出现大幅下降。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及解决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国有股比重应该怎样选择呢?本文通过引入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发现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影响着国有银行的产出、成本、目标函数以及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率,并通过国有银行的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相关联,通过国有银行的总收益影响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并集中体现为对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选择的影响.当国有股份的比重取0或1两个端点值都无法使得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均衡值,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应来自于(0,1)的区间解.同时,模型还发现: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因此,为降低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与效益.     

注资与国有银行改革: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旨在为人们解读国家通过注资方式推动国有银行改革的意图与绩效提供一个金融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其主要命题与观点大致有 :第一 ,政府推动下的银行改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一般都受到某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并追求短期见效的效果 ;第二 ,在微观经济基础未能得到有效调整的情况下 ,单方面改变银行资本结构的行动注定会无功而返 ;第三 ,国有银行制度在世界范围普遍存在 ,且不乏有效运作的例证 ,通过人为方式降低国有银行比例以提高整体银行效率是一种逻辑误导 ;第四 ,中国国有银行低效率运行的根源不在出资人本身 ,而在于出资人获取回报的特殊经济流程 ;第五 ,若考虑到被巴塞尔协议剔除的一些无形资产可以在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中得到确认 ,则国有银行出资人的资本压力就没有人们相象的那么大。本文的结论是 ,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是经济改革过程诸多矛盾与利益博弈的长期积淀 ,解决方案须基于演进主义的方法论 ,绝不可毕其功于一役。     

国有金融产权改革的国际经验

从国有金融方面看,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都曾经或者仍然是一支重要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各国政府认为应该减少对金融中介机构的干预,因此在金融体系重组中都对国有银行产权制度进行了各式各样改革。(1)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中仍然存在相当比重的国有股权,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对于私有银行,国有银行的效率存在很大差异,这表明银行国有产权本质上并没有劣势,关键在于能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2)国有银行的存在大多与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     

贸易发展对我国熟练及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与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笔者利用我国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贸易发展与我国就业结构与工资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有出口非熟练劳动力密集型商品,进口熟练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商品的贸易模式对我国熟练劳动力非常不利,出口和进口的增加不仅会减少熟练劳动力成本所占的比重而且会缩减就业中熟练劳动力的比重.因此为实现贸易对经济的长期拉动作用,我国应该尽快调整进出口结构,增加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金融不稳定性是外生冲击引起的吗

本文结合Minsky金融具有内生脆弱性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外生冲击的观点,认为金融的不稳定性是金融本身的脆弱性受到外生冲击而导致的。本文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和金融市场紧密联系的实际利率,有价证券收益率的随机冲击会影响到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稳定。运用两步GMM方法对中国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支持所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其中利率和外汇的冲击会加剧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最后脉冲响应函数给出了冲击对于宏观波动的累计影响,脉冲响应函数和我们和用两步GMM估计的结果耦合,这更加佐证了本文估计的有效性。     

金融社会学视角下的国有银行体制改革

采用金融社会学的视角和最新理论成果，对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的风格切换进行了另类解读，基本观点是：随着“金融社会”的日益崛起，金融系统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举足轻重而成为国家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宏观调控之关键领域。作为金融体制的核心，三十年来，中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经历了一个由“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风格向“大刀阔斧”的激进式改革风格的切换，这一改革风格切换是与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从货币社会迈向金融社会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改革理念和政策范式显著转变的重要体现。     

汇率制度、金融加速器和经济波动

本文建立一个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目的之一是探究中国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性;二是针对中国1997—2008年间宏观经济波动特征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差异,以验证相对浮动汇率来说,固定汇率是否会加大经济波动。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和ML方法估计含和不含金融加速器的DSGE模型发现,似然率检验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模拟结果显示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特征更接近,再次验证了开放经济中金融加速器的存在。固定汇率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强于浮动汇率,部分解释了1997—2008年间中国经济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宏观变量波动的差异。金融加速器主要传播和放大投资效率和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的影响,对货币需求和国外冲击也有一定的放大作用,但对技术和偏好冲击的放大作用不明显。     

金融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效应:被压抑了吗?

笔者以行业内贸易的独特视角,分析了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征.此外,笔者通过面板数据检验发现,以金融中介率或者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衡量的金融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效应表现出行业差异.但是具有高增长机会的服务业的出口结构显示,金融发展,对之促进效应明显不足.     

信息垄断与市场结构:IPO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利率

企业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后,银行信息垄断的打破会降低银行贷款利率,但大型国有银行贷款利率下降的程度要小于中小股份制银行,而且垄断性市场结构的信息垄断比竞争性市场结构更难打破,此外,大型国有银行偏好大型企业和贷款.针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本文提出的建议是:优化金融市场融资结构,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信贷市场竞争程度,以及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机制等.     

略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的深化改革

我国国有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支持经济发展、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等方面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银行改革势在必行。国有银行改革的难点在于：国有银行并不是独立运作的经济单位;国有银行受政府干预较多,缺乏经营自主权;国有银行债务负担沉重等。国有银行改革应采取的措施有：妥善处理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等。     

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

不同于传统的金融抑制 (自由化 )、金融约束理论所描述的发展路径 ,90年代的中国在处理金融改革、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关系上 ,对金融改革采用了既发展又控制的政策。金融控制为改革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本 ,同时 ,让居民个人参与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市场交易来使风险社会化。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之间的不同组合可以理解为某一阶段经济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处理上的动态性。金融控制和风险化解的动态组合决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特定的结构、交易与绩效。中国转轨时期的金融控制缓和了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资金关系 ,并可能减少银行预期不良资产比例 ,在让国有银行继续成为大中型国有企业主要债权人的同时 ,争取到了体制内部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 )化解风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