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减持与公司绩效:基于控制权的分析

控股股东与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一致。研究表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与大股东减持幅度有关,在减持幅度较大时,大股东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公司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在减持幅度较小时,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对经营绩效有正面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大股东减持幅度及控股股东减持与经营绩效显著负相关,但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这种关系并不显著。非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与股权集中度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建议从会计监管的角度来规范和引导大股东减持幅度及国有控股公司的控股股东减持行为,以降低大股东减持行为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     

大股东掏空和减持关系实证研究——基于股票全流通时代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1年大股东减持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静态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股票全流通时代大股东掏空和减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大股东掏空越严重，大股东减持概率和减持比例越大。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进行分组以后发现，对于私人控制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越严重，大股东当年的减持概率和减持比例越大；而对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大股东掏空和减持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基于股东侵占模型的大股东减持行为研究

通过构建单个股东和多个股东侵占模型,分析大股东减持问题,发现影响大股东减持的因素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大股东属性、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投资收益率分离度及股权制衡程度;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股东属性对大股东减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股权制衡程度对大股东减持产生负向影响,而外部法律保护程度、减持价格及投资收益分离度与大股东减持的关系则并不显著.     

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与并购行为研究

本文以2015年底以前上市的748家中小板公司为样本,以2010-2016年为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事件的窗口期,对中小板公司高管减持和公司并购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发生了高管减持的中小板公司对其公司是否发生并购和在深交所发布并购公告次数有正向影响。此外,高管减持的比例和套现的金额越大,公司发起并购的可能性和发布的并购公告次数也会相应增加。该项研究的意义旨在让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能够理性分析,不要一味去追逐所谓的利好信息,避开上市公司的炒作陷阱;同时监管部门也应对上市公司的并购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避免其为了迎合市场热点所作出的不理性决策。     

大股东减持动因研究 ——以A公司为例

大股东减持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屡屡发生,且大多数减持行为给资本市场甚至社会带来了不利影响,减少资本市场中大股东减持行为,能够促进资本市场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对此,文章结合A公司案例,从大股东减持行为的动因进行分析,以期能为完善资本市场并遏制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提供借鉴.     

浅析大股东减持影响及对策

本文从大股东减持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借助部分上市公司的减持案例,从理论上分析了大股东减持股票后分别对股价、企业以及中小投资者产生了何种影响。并针对大股东的减持行为提出了一些规范建议。     

大股东减持动机分析

从2005年起随着股票时代的来临，我国的股票市场也显现出新的问题。许多大股东不仅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操纵公司的股票，还可以通过二级市场的减持来获得巨额的现金收益。当大股东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不看好时，往往会选择减持，中小股东受减持风波的影响，也纷纷抛售股票，导致该公司股价暴跌，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行为不仅会扰乱金融市场的秩序，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本文以B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揭示B公司大股东减持的动机，并对相关部门和企业提出建议。     

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股权性质与财务特征

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政府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双重代理成本决定了大股东出售解禁股行为与股权性质及公司财务特征相关。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控股股东,国有控股大股东的减持倾向与力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公司表现出资产负债率较高、资产管理水平较好但每股收益低下、公司规模较小等财务特征。而且,国有控股与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动因并不相同,资产负债率高和货币资金持有量低是导致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盈利能力差是导致非国有控股大股东减持的主要因素。负债率较高和每股收益低下对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营业利润率低下和规模较小对非控股股东减持行为有显著影响。大股东通常在公司价值被高估时减持获利,减持行为存在显著的时间选择倾向。     

国有股减持势在必行

国有股减持是指按国际惯例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不影响控制权的前提下，国家对其拥有较高股权份额的企业，分阶段降低持股比重的一种行为。国有股减持对于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推动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股东减持影响战略激进度吗?

企业通过维持适当的战略激进度以实现稳中求进,进而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重点议题之一。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关注大股东减持和战略激进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管理层代理效率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大股东减持能够提高战略激进度,减持比例越大,减持后的战略激进度越高;同时,代理效率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绩效期望差距和高管团队稳定性在大股东减持与战略激进度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管理者为男性的企业、管理者学历较高的企业、两职分离的企业和衰退期企业中,大股东减持对战略激进度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了企业战略激进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深化了有关大股东减持经济后果的探讨,为企业所有者作出科学决策、防范战略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大股东减持时机与定向增发套利行为研究

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大股东的减持时机可以分为三类：第Ⅰ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前减持;第Ⅱ类型为在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到增发公告日之间进行减持;第Ⅲ类型为增发公告日后到定向增发股份解禁前减持。本文研究发现:(1)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最低,第Ⅰ类和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折价率相对较高;(2)第Ⅱ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增发预案公告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完成后具有更好的市场表现;(3)第Ⅲ类大股东减持的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过程中具有最高的套利收益。本文的研究阐述了大股东在定向增发过程中高价减持低价增发的全新套利模式,为监管层加强大股东行为监督,提高中小投资者保护水平提供了依据。     

业绩预告下的股份减持与内幕交易——会计稳健性是遏制还是助力？

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业绩预告发布前后大股东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股份减持交易,会计稳健性是否以及如何对该内幕交易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强制性业绩预告相比,自愿性业绩预告披露前后发生大股东减持的概率更高,并且会计稳健性会显著抑制自愿性业绩预告披露前后的大股东减持行为。进一步将业绩预告消息区分为好消息和坏消息之后研究发现:坏消息的利空程度越高,大股东在业绩预告之前进行股份减持的规模越大;或者好消息的利好程度越高,大股东在业绩预告之后减持的规模也越大;稳健的财务信息能够抑制公司在隐匿坏消息方面进行的内幕交易,但会加剧公司在隐匿好消息方面进行的内幕交易。     

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可交换债券“被动”减持的分析及建议

<正>随着证监会减持新规的修订出台，上市公司大股东通过可交换债券换股的“被动”减持被首次纳入监管范围。然而在后续实践中，大股东通过可交换债券“被动”减持的行为并未受到监管应有的关注，监管效果未达预期。本文针对大股东利用可交换债券减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监管建议。     

概念炒作背后的国有股减持与时机选择——基于重庆啤酒的案例研究

以重庆啤酒疫苗事件为例,分析当前存在的概念炒作现象,研究上市公司择机减持国有股的行为要素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尽管重庆啤酒声称多年来对疫苗研制信息是合规披露的,但由于相关监管制度的缺失与不完善,国有大股东在长期窗口中利用概念炒作获得减持机会,实现减持操作,造成股价大幅波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国有股减持行为只有在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与完善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浅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减持国有股的两种方式

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所得资金由国家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本文拟对一般上市公司可以采取的两种主要国有股减持方式－国有股配售和国有股回购进行粗浅的分析。     

对福耀玻璃股东股份减持的纳税思考

福耀玻璃：股东频繁减持套现 2009年11月20日，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耀玻璃60066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第二大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公告》。公告称，公司第二大股东鸿侨海外有限公司2009年10月9日～11月20日期间，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4149317股，占福耀玻璃公司总股本的4．70％。     

创业板股份减持市场效应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年11月1日起解禁上市的创业板限售股为样本,研究了限售股解禁上市后发生的重大减持给公司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及因素。结果表明:在减持事件前一周的交易日内,股价呈现出了财富效应,而在减持事件发生后的一周股价表现出了显著为负的收益,说明在创业板市场,限售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掠夺仍然存在。减持比例、减持股东性质、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净资产都对减持股价效应有显著影响。     

创业板公司高管减持过程中的送转股行为研究

文章以2013年12月31日以前上市的创业板公司为样本,以2010—2014年为事件研究窗口,从送转倾向和送转比例两方面研究了创业板公司高管减持问题,结果表明:高管减持公司的送转倾向大于未减持公司,并且其减持比例和套现金额越大,公司送转的可能性就越大;高管减持公司的送转比例同样也大于未减持公司,并且高管的减持比例和套现金额越大,公司的送转比例就越高.该项研究的政策意义包括监管部门需要对投资者加强教育,使其真正理解送转分配方式的本质和经济含义,不再去热炒所谓的"高送转"概念;同时也应对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转增股本的行为适当加以限制,进而有效抑制创业板公司普遍存在的配合高管人员减持套现的送转行为.     

创业板公司大股东减持内幕交易案例研究

本文基于事件研究法对证监会公布的创业板涉嫌违规减持、内幕交易的案件进行研究,通过实际和预期收益率对比,列举了向日葵内幕交易案和掌趣科技涉嫌内幕交易停牌核查案例。研究结果表明,事件研究方法对创业板公司内幕交易案件能够准确判断,运用累积异常收益率等指标,对判断创业板公司股东减持行为是否利用内部人信息优势违规操作有一定指示作用,对监管部门的监管方法制定有一定帮助。     

高管增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文章以2006-2011年高管持股变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数，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倾向于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减持股票过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的监督和如何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