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高管薪酬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高管薪酬差距更是企业薪酬激励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20年间的样本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将样本聚类到行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内外部高管薪酬差距对上市公司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也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相比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中，高管内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更为显著，且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此外还发现，在2009和2010年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限薪政策后，高管内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呈更为显著的正关系。     

企业捐赠、社会责任承担与高管薪酬——基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年至2010年沪深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实证数据，分析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水平（以企业捐赠来衡量）与高管薪酬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捐赠水平体现出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与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政府时，两者的正相关关系敏感度更强。     

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来自2010～2012年沪深上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0~2012年沪深两市中央管理企业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高管薪酬、在职消费、薪酬差距和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性。经过研究发现:央企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单纯限制高管薪酬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整体提升;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显著,仅仅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角度分析来看,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但是当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在职消费的因素做整体回归后,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变得不再显著,这说明薪酬的增减并不是诱发在职消费的主要动因;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但不显著,缩小高管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但对于企业绩效提升在短期内没有实质性作用。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在职消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深入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公平性需求。本文研究还发现,在职消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降低。     

高管薪酬替代程度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管货币薪酬对过度在职消费存在着替代的过程,但是该替代是否能够改进企业的业绩是个尚未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货币薪酬对过度在职消费的替代程度与企业业绩正相关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能够促进企业业绩,并且非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强。研究结果表明了替代的正面效果,这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文章以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从薪酬防御的视角出发,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共17 694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以及产权异质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二者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为负相关关系,二者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途径,即高管获取了超额薪酬会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是否更尽职?——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影响投射到资本市场，使得高管在职消费再次成为公司治理关注的焦点之一。基于高管在职消费的视角，考察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对在职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相较于曾经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独立董事，现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的独立董事更能发挥对在职消费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效应显著存在于非微利亏损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且具有审计经历的独立董事通过降低在职消费，提升了公司投资水平，从而体现优化资源配置、改进公司治理的效应。     

自由现金流量、债务治理与费用粘性研究

本文是研究企业债务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着眼于自由现金流量。通过研究债务治理的效应,得出债务治理对现金流量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债务的存在,减少过度投资、在职和非在职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由现金流量,从而减少企业代理成本,最后降低费用粘性水平。     

房地产行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

以我国2007—2014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视角,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三方面分别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检验了改革是否有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其相关程度均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且其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国企改革对货币薪酬的管制及对在职消费的抑制初显成效。研究结论对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SG表现、政府补贴与债务融资成本

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表现与其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是当前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以2011至2022年中国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就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中介机制表明,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增强政府补贴强度,进而使得企业获取更低的债务融资成本。本次实证研究结果为推动企业践行ESG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文章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通过货币薪酬、股权薪酬,还是通过在职消费激励高层管理人员努力工作,都能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外,高管薪酬结构也会作用于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中股权激励占有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金融发展、银行债务与在职消费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产权性质和银行债务与企业在职消费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银行债务对企业在职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加强了银行债务对企业在职消费行为的治理效应。     

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形契约的形成.文章对国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政府干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机制及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影响了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强化了在职消费、政治晋升等隐形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的替代,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财务宽裕、数字化转型与债务违约风险——基于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有效降低债务违约风险,财务宽裕在两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在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企业相对于非高污染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对财务宽裕的影响作用更大;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社会责任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而衰退期企业不显著。     

产品市场竞争、高管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基于企业捐赠视角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竞争因素和高管激励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强度显著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研究还发现,虽然规模越大的企业,捐赠支出越多,但规模越大的企业,相对捐赠比值越小;公众理性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应结合企业竞争环境和企业规模;高管薪酬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关系不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

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高管党员身份在企业创新面临环境不确定带来冲击时的“稳定器”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抑制了企业创新,高管党员身份能通过降低研发支出挤出程度和优化融资环境两个渠道有效缓解环境不确定性的创新抑制效应。党员高管的创新“稳定器”效应更多地体现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阶段,在平稳发展时期,应平衡好党组织参与企业治理与企业创新发展自主权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实施使党员高管决策风格更加稳健、保守,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同时强化了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高管党员身份的“创新稳定器”作用。在当前企业创新面临高环境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本文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党组织参与创新治理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高不确定性背景下优化企业创新环境提供了可实践路径。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抑制商誉泡沫吗?

并购盛行使商誉估值泡沫愈发严重。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有效抑制商誉泡沫行为；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越佳，商誉资产越低，超额商誉越少，这一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中介效应研究揭示了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社会责任履行主要通过声誉激励机制和提高信息透明抑制商誉泡沫；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自愿披露更能有效发挥抑制效应，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企业，抑制效应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及信息披露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发挥了信号传递和声誉约束功能，提高了商誉估值公允性，能够抑制商誉泡沫，有利于降低风险，维护市场稳定。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是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导向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ESG及其各维度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效应主要通过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而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ESG表现的债务融资成本降低效应在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自愿性披露企业、高竞争程度行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提出了加强企业ESG体系建设，强化企业对利益相关方的ESG披露以及政府进一步规范与优化企业ESG制度环境的政策启示。     

我国交通运输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交通运输上市公司的339个样本数据,对我国交通运输上市公司债务融资的财务治理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交通运输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未能有效约束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和过度投资行为,无论从存量上和期限结构上都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同时从债务主要来源上看,银行借款和融资租赁的财务治理效应严重弱化,债券却表现出积极的治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