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分析

基于地租理论分析了农地非农化过程中地租增值来源:自然增值、资本投入增值及超额需求引致的虚拟地租,其中后二者占据了地租增值的大部分.地方政府获得了第一次地租增值收益,房地产企业获得了社会平均利润和第二次地租增值收益,农民及农民集体获得农业地租.郑州市惠济区的案例表明:农民及农民集体、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分别获得地租增值部分的0.6％、58.8％和40.6％.由此说明当前的农地非农化地租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存在不少问题,应当以土地供给制度改革为首,建立与之相匹配的财税制度来优化农地地租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以民为主"、"以县为主"与"以国为主"--论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的变迁与现实选择

农村“知识贫困”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必须从农村义务教育抓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应该采取“中央统筹、分级管理、以国为主”的管理模式,“以县为主”难以奏效。     

城镇化建设与缓解我国农村贫困问题

“三农”问题始终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其中农民的收入问题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而传统农业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能力已显著弱化,非农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农民增收渠道,缓解农村贫困的新路径。历史与现实告述我们城镇化建设正是缓解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持此观点,谈城镇化建设对缓解农村贫困的主要作用,并着重从转移农村剩余人口角度阐述所持观点。     

论"三农"问题的理论逻辑

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的形成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本文从农村人口、农业生产效率、基层政府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试图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三农”问题的理论逻辑。从而为正确认识“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对农业经济中绝对地租范畴的理论思考

本文根据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关系的分析，从绝对地租产生的根源及其经济内容两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现阶段农业经济中，绝对地租是存在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在于如何把绝对地租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调节土地资源的流动，达到更有效地配置。     

中国农民的权利贫困分析

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目前，中国农民既有物质贫困的一面，也存在能力贫困的问题，至于动机贫困则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还没有引起公众注意的一大贫困是权利贫困。中国农民的权力贫困主要表现在参与权利的贫困，迁徒权利的贫困，社会保障权利的贫困，教育权利的贫困，抗争权利的贫困和财产权利的贫困等方面。这些也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源所在，要解决现阶段中国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必须还给中国农民一个平等的公平的公民权利。     

毛泽东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探索

毛泽东同志历来关注“三农”问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著名论断。在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就把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要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引导农民走联合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些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始终贯穿于党和国家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当中。     

试谈"三农"问题的根源及破解之机遇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通称“三农”问题,是传统农业经济（实质仍然是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难以新生,农业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其现实竞争及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目标就是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浅析农民矿工的"权利贫困"

矿难频发夺去了一条条农民矿工鲜活的生命,但事故发生并不仅仅源于“穷人太穷”,而是农民矿工“权利贫困”的必然结果。要减少煤矿事故,只有归还并充分保障矿工的应得权利,这是政府、监管部门、矿长或矿主等责任者应该深思并尽快予以解决的问题。     

试论教育与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

分析了我国农村绝对贫困在教育方面的根源,即绝对贫困农民素质低下主要表现在科学文化素质较低和心理素质较差。并阐述了教育是提高贫困农民素质的根本途径,教育能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能够促使农民心理素质提高,教育对提高贫困农民的收入有重大作用。进而提出了加强农民教育以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建议:普及基础教育、因地制宜地开办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和发展农村成人教育体系;强化农村成人科普教育的手段和内容。     

公有制经济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的“普照之光”，它必须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为了有机构成较高的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平均利润，必须加速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为了农民加速、持久增收脱贫，发展集体经济，必须尽快启动农地地租杠杆。     

工业化的阶段性与工业反哺农业

工业反哺农业并不必然发生在工业化的后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工业化中期就开始调整工农关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依据修正后的霍利斯·钱纳里模型来判断,我国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工业化中期,目前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时期;根据工业反哺农业是政府对农业“予大于取”的界定以及“取”“予”的强制性,对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税和财政农业支出进行比较后发现,我国工业反哺农业起始于工业化中期的21世纪初,最晚不过2004年。先行工业化国家一般是在城市化率接近或超过50%、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5%以下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的;而我国是在农业就业比重为46.9%、城市化率为41.76%时开始工业反哺农业的,反映出就业结构转换和城市化的滞后。因此,还应加快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体制、机制,促进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形成。     

云南省财政支农对农民收入动态冲击效应分析

运用1978~2005年云南省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别从财政支农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了云南省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云南省财政支农总量没有形成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主要是由于财政支农中的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正向冲击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正的长期效应,但其支出比重较低;而财政支农中的支农支出正向冲击对农民收入产生效应不明显,但其支出比重较高。     

改革开放40年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成效、问题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在"多取少予"、"多予少取"、"只予不取"理念下不断调整和改革,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策体系。这些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然而,现行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缺乏长远规划、目标不清晰、投入力度不够、支出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绩效差等问题。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目标,财政支农政策应当有长远规划和明确的目标,确保财政资金投入的数量,调整财政资金使用方向,加大绩效评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和创新财政支农资金的管理机制。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研究综述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国内研究包括有：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解释；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与问题；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改革思路及对策。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增收相关问题研究则主要综述了农村公共品与税费改革；农村公共品与农民负担的相关性；农村公共品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农村公共品与农村贫困地区增长的研究。     

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难点和对策分析

现阶段农民收入增加的难点于人地矛盾，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产品缺乏提价空间，农民负担沉重，农产品卖难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革农村乡镇政府政社合一的体制，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对农业的资金支持，提高城镇化水平等政策措施。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返贫困防治探讨——基于政府和农民的视角

贫困存在多种原因，返贫困防治应瞄准根源，多视角精准施力。从政府角度来看，后续政策支持缺乏、对扶贫"政绩指向"的错误理解、扶贫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三变改革"中遭遇市场风险等会导致农民返贫。对农民而言，懒散思想、自身素质和观念、不可抗力因素、就业创业失败也会导致返贫。因此，政府应该改变资金与物质扶贫方式，以产业支撑助推返贫困治理，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和教育扶贫开发实践，以实现共同发展的扶贫目标。与此同时，还应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提升治愚、扶智力度，加强乡贤文化建设。     

政府政策对农业资金投入的结构性影响：政策、风险偏好与预期——以云南省样本乡村为例

根据在云南省华宁县样本乡村的实际调查和访谈资料,以基于资产组合理论的模型为基础,对近些年影响农民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VAR模型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税减免政策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风险偏好、使其决策更加理性化的途径,而并不是通过直接减少农民农业生产负担来实现的.这表明政府出台的能够给予农民持续的乐观、确定性预期的政策将有更持久的积极作用.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边界分析

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核心在于政策性、金融性和优惠性，其决定的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只能给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内核上界定清楚，即为农业提供基础性和开发性的贷款，而外延则十分模糊，其不断地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及政府职能不断重合。随着农业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其外延也会不断地变化。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探讨

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推动南部边境脱贫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经之路,在衔接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尤为重要。为此,本文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政府在衔接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发现,尽管政府在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的衔接中发挥了制定政策规划、提供资源投入和组织主体力量的作用,但在实践中,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依然面临着衔接政策困境、衔接执行困境、衔接群体困境和衔接环境困境。对此,南部边境脱贫地区的政府应因地制宜地实施政策,通过革新思想来增强基层政府执行人员的能力,加速市场改革、提高农民对衔接的参与认同,明确自身定位和重构价值理念的途径来克服困境,从而提升政府在衔接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