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机资本冲击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际投机资本的频繁流动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通过选取1996～2007年能够反映我国经济面临风险的12个指标,确定各自的权重,用KLR信号分析法实证论述近年来我国的风险变化情况,找出影响风险变化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国际投机资本这一潜在的危险正在加重,因此,可以在利用风险预警机制的同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资本市场须防范过度投机

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对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有效监控,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分析最近世界上的几次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原因,几乎都与跨境资本流动有关。记忆犹新的亚洲     

关于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的探讨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式更加错综复杂,跨境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增加,在控流入的基础上,防范跨境资金流出风险,建立跨境资金双向流动监测机制尤为重要。本文从政策完善和银行管理两个方面就如何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进行探索。一、弥补外汇监管政策漏洞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而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或将对一国经济带来冲击,只有对跨境资金流动有效监管,才能防范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特别是在目前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也在逐步放开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健全外汇管理制度,及时调整与制定相关政策,才能从根本上严防异常资金流动。(一)当前外汇监管的政策漏洞     

国际资本流动挑战与应对

无序的资本流动会给一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尤其是在危机时刻,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对一国经济的稳步复苏形成挑战。本文以历次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通过回顾历次金融危机过后国际资本的流动状况,发现发展中国家是国际资本无序流动的最大受害者。现实表明,此次金融海啸过后,发展中国家再现资本流入浪潮。以史为鉴,为避免资本无序流动对我国经济恢复的影响,我国应未雨绸缪,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B股对内开放引发的外汇管理问题

B股的对内开放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外汇管理政策需适时做出调整和补充. 　　一、外汇资本出现了新的跨境流动问题 　　对资本的跨境流动,我国一直采取严格管制.如借还外债、外商投资以及国内企业向境外投资等均需报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方可进行,即不准许资本自由跨境流动.B股对内开放后,居民与非居民在同一市场上交易,其交易结果必然涉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资金相互转移,这就出现了新的外汇资本跨境流动问题.虽然目前资金的流量还不是很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有限,但随着B股市场的扩大和参与B股的投资者越来越多,这些短期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会逐步加大.对此应如何监管,目前尚无这方面的法规.……     

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因素分析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不同经济体政策分化,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三期叠加"新常态的背景下,本文运用2010年11月到2016年4月的月度数据,通过描述性分析和VAR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境内外汇差、中外利差波动率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对我国短期跨境资金流动产生显著影响,并提出积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以及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等政策建议.     

审慎监管下我国外汇管理框架思考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增长迅速,推动了国内经济增长,也给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了挑战.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的现状,研究了国际监管经验及相关启示,并提出完善我国外汇管理框架的政策建议.     

资本项下企业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规避监管的模式、影响及对策研究

当前,跨境人民币结算增长迅猛,资本项下人民币交易额高速增长。企业利用资本项目逃避监管,进行投机的行为在增加,造成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汇率波动加大、削弱境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此须采取强化各监管主体相互配合、联通人民币资金流动的内外部循环等四方面措施应对。     

跨境资本流动存在的监管盲区和政策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对此,监管部门在完善监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和规范资本流动的政策.但是,从外汇管理角度看,仍然有一部分资金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进行着跨境流动,游离于资本监控之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给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隐患.     

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研究——基于巴西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经验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显著提高,特别是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进一步冲击国际资本市场,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双向波动加剧,对宏观审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总结了巴西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经验,分析了后疫情时代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特点及趋势,提出建立合理的宏观审慎组织框架和协调机制、渐进审慎的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引入合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完善监测预警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建议.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