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来自数字社会信用平台的证据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的深入推进,城市数字社会信用平台集成了多维度的大数据,其经济效应卓有成效。本文将数据要素纳入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分析框架中,基于银行逐笔信贷数据,利用城市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建立的准实验,实证考察了大数据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建设显著降低了信贷违约风险。机制分析证实,数字信用平台建设降低了借款企业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提高了银行的违约预测能力,通过改变银企匹配结构,降低了信贷违约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对税款逾期的借款企业实施了有效的联合惩戒,降低了信用贷款的概率,提高了担保物要求。此外,数字社会信用平台对贷款金额和利率的影响与借款企业规模及银行的数据处理能力有关：企业规模越小,越难从信用平台中获益;银行的数据处理能力越强,越容易借助信用平台差异化利率定价。本文研究表明,大数据的运用能显著加强银行对违约风险的识别和监测;不同的企业规模、差异化的数据分析能力会导致贷款企业福利损失。上述发现为更好地发挥数据要素在信贷市场中的作用提供了事实依据。     

金融科技与中小微企业信贷获取——基于新三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性难题,银行信贷融资是其外部融资的重要来源,但目前过低的融资规模制约了其缓解融资难的有效发挥,如何提升中小微企业的银行信贷融资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难点。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是否对解决该难点有所助益？本文以2011—2020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对该问题进行考察,研究发现：(1)金融科技能显著提升中小微企业信贷资源获取,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商业信用融资以及加剧银行业竞争等渠道显著促进中小微企业的信贷获取;(3)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对信贷获取的促进作用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信用环境较差地区、中西部地区、融资约束较高、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以及抵押能力较弱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4)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能够降低借贷成本;相对于短信贷期限结构企业,金融科技对于长信贷期限结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了金融科技的长尾效应和普惠性,也为中小微企业获取更多信贷资源,缓解融资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供应商-客户关系会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期限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小,融资期限越短;当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企业所在地的产品市场发育程度更高时,供应商集中度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融资期限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弱化。本文从新的视角丰富了企业战略与商业信用研究领域的文献,也为我国进行信贷市场及产品市场建设提供了证据支持。     

最优银行业结构存在地区差异吗

以WBES提供的问卷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全样本下,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概率之间呈现U型相关,即存在最优的银行业结构;而江苏省的样本则体现出银行业结构越集中,中小企业受到融资约束的概率反而越小的特征。这些结论与传统上认为发展小银行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观点不完全相符。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城市的信用环境改善、中小企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大银行审批权的上升能推动最优银行业结构朝着大银行占比更高的方向变化。不同地区的最优银行业结构水平存在差异。因此,一个城市在构建有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银行业结构时,要充分关注地区差异的影响,寻找到适合本地的最优银行业结构。     

企业规模对我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影响的实证检验

根据商业信用产生的相关理论,可以得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存在正相关关系。国内的相关实证研究,得出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和商业信用之间正相关,一种认为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通过建立主要受企业规模影响的上市公司的商业信用的样本,运用独立样本的均值的T检验,文章证实我国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对商业信用无显著影响。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资源分配到企业只是完成了资金的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将资金转移给另外的企业之后才完成了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在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过程中商业信用有重要的作用。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功能主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环境上。相关研究调查表明,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体现得越强,在金融情况发生改革之后,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体现逐渐减弱。在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或国有企业中,企业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功能体现得更加强烈。文章主要对金融抑制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讨论。     

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的负外部性——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妥善处理僵尸企业与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以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研究了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的负外部性.研究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金融市场的信贷资源越多,其占用产品市场的商业信用资金也越多;相对于下游客户,上述影响对僵尸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资产专用性越高和所处行业的行业集中度越高的僵尸企业,对商业信用资金占用越严重.机制检验发现:僵尸企业占用银行信贷资金对上下游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是由僵尸企业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偿债能力不足引起的.     

产权性质、信贷歧视与企业融资的替代性约束

商业信用和银行信贷都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然而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下,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会造成企业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这种信贷歧视会约束企业的替代性融资,即当民营企业面临商业信用约束时,其更难以使用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性替代。本文利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民营企业受到了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信贷歧视减弱了民营企业银行信贷的融资替代性。为了缓解民营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政府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针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而企业应加强产业关联,增强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信贷资源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到企业只是完成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再把资金转移给其他企业则是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商业信用在信贷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得到文献证实。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基于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环境,本文识别并验证了金融抑制是如何影响并决定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的。实证发现,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强,并随着金融改革发展而减弱。在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中,企业的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更加显著。本文阐述了宏观金融背景是如何影响企业微观融资行为的,对当前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融资问题。     

社会信任、家族控制权异质性与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

转轨经济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经济主体家族企业如何在面临信贷歧视的背景下实现成长?本文从商业信用视角,提供了推动家族企业成长的微观机制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家族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越强,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越高。这种效果在社会信任程度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家族控制权异质性特征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商业信用资本配置效率在家族股东大会层面的超额控制越低、家族董事席位控制程度越高和家族总的控制程度越高的企业效果更为显著,股东大会层面上的两权分离度对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发挥着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而董事席位超额控制和家族总的控制发挥着竞争优势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商业信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微观机理是缓解企业的投资不足,提高投资效率。商业信用通过提供非正式的融资机会帮助正式融资渠道受限制的公司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商业银行信贷配给与企业规模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现象严重,商业银行倾向于为大型企业融资,而中小企业却很难获得信贷资金支持。企业规模对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信贷市场在我国资金配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小企业融资主要通过信贷市场来完成,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因此,本文研究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与企业规模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信用违约互换视角下的中小企业信贷风险影响研究

信用违约互换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银行管理信贷风险的方式,对中小企业信贷行为模式产生了新的影响。首先,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不可避免地会放大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小企业信贷风险的负向作用;其次,中小企业自身结构性缺陷也会增大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触发信贷风险的可能性。文章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结合对信用违约互换的相关理念研究发现:信贷风险是影响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关键因素,而信用违约互换一方面能够有效帮助银行对信贷风险进行缓释,提升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能力;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银行在产业转型和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下因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而可能产生的信贷风险压力,进而发挥信贷资源激励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积极作用。     

基于信贷可得性的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信贷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结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融结构、信贷技术和政策环境影响了中小企业信贷的可得性.因此,解决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环境的条件下,优化金融结构,引入中小企业贷款信用评分方式.     

中小企业最优生产规模与融资规模

本文研究中小企业的融资和生产规模问题。在担保换股权契约下分析了中小企业如何确定最优生产规模和融资结构;解释了担保换股权的优势;给出了担保契约下各种收益流和担保成本的风险中性价格。数值分析表明:与纯股权融资的企业和无融资约束的企业相比,该信用担保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生产规模;与纯股权融资的企业相反,最优生产规模随项目风险的增大而增大;项目风险也对中小企业的最优债务融资规模有正影响。     

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两者关系的影响

本文以2005-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来检验货币政策对商业信用及银行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在企业中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的趋紧对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和银行借款融资的替代关系的影响还会随着企业规模的不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一方面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货币政策信贷传导的存在理论,另一方面可以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微观数据基础.     

商业信用能否成为企业有效的融资渠道——基于投资视角的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能否成为企业有效的融资渠道这一问题。在考虑了中国信贷市场存在的信贷歧视等问题后,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能够利用商业信用作为融资渠道,而且,对于小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较差的企业,商业信用对其融资帮助更大。当正规部门融资成本上升时,国有及外资企业以及外部金融环境良好的企业能够更为有效地使用商业信用作为融资渠道。     

银行业结构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商业银行分省数据和双向距离函数的再检验

本文研究了中国银行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为得到更加稳健的结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从几个方面做了改进:(1)根据1999—2012年中国所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分省数据,计算分省的银行业集中度指标(HHI和CR4)衡量银行业结构;(2)采用参数方法,根据双向距离函数(产出和投入可同时调整)计算1999—2012年中国分省的全要素生产率。(3)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考虑了信贷环境和信贷资源供给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以往研究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未发现银行业集中度下降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显著。(2)信贷环境和信贷资源供给能显著影响银行业集中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当信贷资源供给越高或信贷环境越差时,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越不可能出现;当信贷资源供给较低,同时信贷环境较好时,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即银行业集中度下降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货币政策、信贷资源配置与金融漏损——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上市公司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数据,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方面的差异性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由于信贷配给的存在,国有产权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方面比私有产权企业更具优越性,私有产权企业为缓解融资窘境选择了更多的商业信用替代融资,这种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间信贷资源配置的差异可能导致金融漏损的发生,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收票据,而私有产权企业有更多的应付票据,这一方面从侧面进一步证实了金融漏损的存在,同时也反映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趋紧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剧了供应链关系的紧张,企业间采用了交易成本更高的商业信用模式。本文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信贷配给的存在对市场微观主体的影响以及金融漏损存在的客观性,从而有助于理解我国私有经济高速发展之谜。     

中国银行业对外信贷中的环境政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发展迅速,规模日益扩大,中国的银行业作为对外投资和援助的融资者和承贷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外信贷规模随之快速发展,然而,银行融资项目中潜在的环境或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关注和批评,对我国银行业从事对外信贷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如何有效规避风险,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银行在对外信贷中的环境政策影响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环境表现成为急需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