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试点政策能够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利用GMM-SAR-RE模型测算城市经济韧性,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政策效果,并系统考察政策实施对经济韧性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城市经济韧性,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策效果的产生会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成果产出两条路径实现。从异质性角度,试点政策对东部城市、政府参与度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较高城市政策提升效果更强。     

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将创新作为引领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策略。本文将国家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显示：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且动态效应随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异质性影响分析表明,创新驱动政策对中部城市、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更严格城市以及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产品动态调整检验表明,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持续出口的高复杂度产品相对份额,并且加速了低复杂度产品退出市场,但对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没有显著影响。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关键途径,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未能发挥渠道作用。因此,应引导更多城市步入创新型城市建设行列,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创新型城市建设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04—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A股服务业上市企业匹配数据，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有助于提升试点城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工具变量检验、逐年匹配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试点政策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科技创新水平和产业集聚程度等主要路径助推服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企业与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建设对高知识密集度、低融资约束企业以及位于沿海城市、高法治水平区域企业的政策效果更显著。研究结论可为现阶段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

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是推动城市创新的重大举措.本文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角度出发,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建设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设立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07-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出口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试点政策对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属地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影响在企业层面、行业层面和城市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进一步的检验表明,"政策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是试点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传导机制.     

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

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2001—2020年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分析：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型城市试点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城市创新集聚的积极探索。基于2003—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全面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创新集聚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城市创新集聚水平;试点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和大、中型城市创新集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试点政策通过匹配机会、创新公共设施共享及隐性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产生正向中介效应,通过匹配质量和劳动力市场共享机制产生负向中介效应。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国家创新型政策协同效应研究

创新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建设目标下,不同的科技创新政策不断推出。以创新型国家建设为目标,2006年推出了国家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连同更早出台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成为助推国家科技创新水平提升的关键之举。文章在分析政策创新效应机理的基础上,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1）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国家创新型城市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呈现协同创新效应。（2）借助创新平台建设、政企关系改善、要素市场完善和服务环境优化等,创新型城市政策强化了创新型企业政策的创新效应;此外,通过为企业提供政府补助、增加税收优惠和缓解融资约束等措施,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和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呈现出协同创新效应。（3）借助自身资源基础,国有企业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此外,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的政策协同创新效应和福利效应更强。文章分析了国家创新型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为未来创新型政策组合设计、...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了科技人才集聚水平吗——来自240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

科技人才推动城市创新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是促进区域及国家整体创新水平提高的重要政策。以2003-2018年全国240个城市数据为样本，并将创新型城市试点设立作为一项准实验，使用倾向值匹配及连续双重差分方法实证分析试点政策对科技人才集聚水平的溢出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科技人才集聚水平，但在时间上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试点政策通过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水平两个途径作用于科技人才集聚水平。最后，从政策视角就城市人才“争夺”下如何增强人才吸引力提出建议。     

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4～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集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将经济集聚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路径分解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后发现,多样化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专业化集聚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进一步将城市按照规模和区位进行划分后发现,大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城市经济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城市;多样化集聚对提升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专业化集聚对提升小城市的经济韧性作用显著;多样化集聚对东部城市经济韧性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促进作用最小;专业化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均不显著。本文的研究对推进差异化的城市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建设创新型中心城市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在国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论述了中心城市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战略枢纽,其拥有的科技创新资源、发展活力,影响着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兴衰走向;提出了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必须发挥中心城市增长极和动力源的作用、选择若干中心城市进行建设试点的观点及其理论与实践依据,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建设创新型中心城市的任务、思路与途径。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采用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近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渠道，并且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     

城市创新能否助力低碳经济发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影响评估及机制分析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力量之源，低碳是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5—2018年全国275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对降低碳强度的政策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在降低碳强度的基础上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各类试点政策的推动效果依次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创新型城市政策>智慧城市政策>低碳城市政策>环境保护重点监控政策；第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与结构转型效应3条路径助力低碳经济发展；第三，城市特质会影响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效应发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碳强度的抑制效果呈现由东到西递增的地理空间差序格局、由高到低递减的城市等级差序格局，在人口规模与抑制效果之间呈现倒U型作用，并且资源型城市的抑制效果显著大于非资源型城市。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共同富裕吗？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需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2-2020年中国25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更为显著地促进中西部地区以及一般城市共同富裕发展。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城镇化、人才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途径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文章的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型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也为新时期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政策启示,还为下一阶段继续扩大创新型城市试点范围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以市场为根本的数据资源体系，已成为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为研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本文整理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11—2021年的样本数据，基于数据交易平台设立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显著提升了城市经济韧性，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回归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与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异质性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效应在行政等级较高、政府干预较低的城市以及东部城市中更显著。本文研究可为实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提供新的理论释义与现实参考依据。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影响因素分析与路径识别：基于动态QCA的考察

城市经济韧性塑造具有集动态性和多视角互动性于一体的复杂特征,导致基于还原论思维的实证研究在解释城市经济韧性时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本文以2014—2018年黄河流域70个地级市数据为样本,在静态QCA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动态多时段QCA方法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组态,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高城市经济韧性的产生不受单一要素的绝对支配,而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提高创新能力在产生高城市经济韧性方面发挥着较为普适的作用;从多重并发的组合效应来看,存在4条路径皆可驱动高城市经济韧性,城市经济韧性的本质或核心动力被政府能动性所左右,在少数情况下,城市产业结构特性在遭受外界扰动或冲击时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多时段QCA进一步识别出以创新突破型和政府主导型为代表的驱动路径以及以创新锁定型和创新限制型为代表的限制路径,政府的能动行为可以超越城市结构性因素限制,创新能力的两极分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效果相反。从组态视角研究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各影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城市经济韧性研究从单一权变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     

创新资源状况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影响——对我国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实证研究

以区域创新理论为基础,设计了一套衡量创新资源集聚、流动与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指标体系。根据提炼出的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创新型试点城市的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城市建设水平进行评估和比较。基于分析结果,运用相关分析和聚类分析探索了创新资源集聚、流动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显著影响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创新资源集聚度高、流动性强的城市,创新建设水平一般也高;与创新资源集聚度相比,创新资源流动性与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的相关性更强。要提升创新型城市建设水平必须同时实现创新资源的集聚和流动。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