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有效促进城市创新

在理论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6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作用则正好相反。专业化集聚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多样化集聚对小城市的影响不显著。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     

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影响研究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热潮到来之际，如何抓住机遇增强经济韧性是城市在新时代寻求突破的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测度了城市层面的经济韧性与工业智能化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智能化能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主要通过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来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智能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大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水平人力资本城市中的效果更大。本文为解读工业智能化如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如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一定启示。     

产业集聚多样化、专业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

利用2006—2018年省际层面数据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其中,产业集聚多样化的作用更强。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多样化和专业化都显著提高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是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并不显著。产业异质性检验表明,国内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尤其是第三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要显著高于第二产业。     

产业集聚结构对创新活动空间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对我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8年的地区产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和多样化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通过对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结构特征的分析,发现三大地区产业集聚专业化水平逐年上升,而多样化水平逐年下降。东部地区专业化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东部地区多样化水平最低,中部次之,西部最高。运用基于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的技术创新产出弹性系数分别0.789,0.777和1.826;多样化集聚的技术创新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5710,-0.758和-0.914。     

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经济集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5～2016年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不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梯度性,从而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随着中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逐渐迈进城市化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由集聚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受到城市规模的约束,多样化对大城市作用显著,而专业化对中小城市作用显著。交通基础设施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差异化发展对经济集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城市发展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政策参考。     

经济开放、市场分割与我国地区经济收敛研究

本文在经济收敛理论分析框架中加入市场分割和经济开放因素,使用纠偏虚拟变量最小二乘法对我国东中西部的经济收敛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存在绝对β收敛,中部地区不存在绝对β收敛,西部地区的绝对β收敛特征不明显,但是三个地区内部都存在明显的条件β收敛。市场分割对东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当市场分割程度较低时,市场分割对西部地区经济存在促进作用,但达到一定临界点后,市场分割将会阻碍经济增长;市场分割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开放对中部地区的经济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较小。     

中国城市群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差异 的门槛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1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研究了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门槛效应,并对威廉姆森假说和开放性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专业化集聚对于没有跨越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值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阻滞作用,而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没有显著影响;（2）产业多样化集聚对跨越城市群规模门槛和处于所有经济发展水平阶段的城市群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门槛作用下的城市群的影响不显著;（3）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加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协调发展将有利于提升城市群的经济效率;（4）在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群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中没有找到支持威廉姆森假说的经验证据,但从产业多样化集聚视角验证了开放性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底层逻辑研究

本文依据绿色发展理念，在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效率观前提下，基于2001—2019年国内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评估了城市蔓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城市蔓延不利于提升本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有利于提升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均不利于提升本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比多样化集聚更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却均不利于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进一步研究发现，全国层面的城市蔓延可以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分区域可知，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蔓延比中部地区更有利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制造业韧性

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带来的严峻挑战,本文以产业间互动关系为视角,以适应韧性理论为依托,从"适应"与"适应性"双重维度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内在机制,同时使用2008-2017年地级市数据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呈"U"型特征,多样化集聚呈倒"U"型特征.短期内,多样化集聚可以发挥经济稳定器功能以快速恢复供应链运转,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长期内,专业化集聚有利于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以获得可持续增长的韧性.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短期内均对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内多样化集聚会显著抑制邻近地区制造业韧性,专业化集聚抑制作用不明显.上述影响效应在地区与城市规模层面表现出异质性.创新能力是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影响制造业韧性的重要途径.本文发现为合理制定"两业融合"政策以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与提升制造业韧性提供了新证据.     

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作用。就经济改革而言,我们的经济改革不可能离开经济伦理的支撑。就经济发展而言,经济伦理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对其所要求的社会形式或体制予以正确地认可与选择;对经济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予以确认,并为之提供精神动力;给社会提供了一只强有力的手,为调节和指挥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经济安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大量的、有些是独特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我国能否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目前，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良性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避开了亚洲金融动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安全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产业安全。对外开放的步步深入，会对我国部分产业部门产生冲击，如汽车、机电、农业、电讯、石化等产业。由于国外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营销手…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客观历史潮流。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由于各国在资源和产业等领域竞争的加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本文首先从资源、产业、发展角度给出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含义、核心以及本质表现。又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并提出提高我国经济安全度的相关措施。     

经济自由--经济全球化的最基本经济伦理原则

追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经济自由乃是使市场经济富有活力的灵魂,也是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内在依据和基本伦理准则,中国已经加入WTO,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自由,是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重要砝码.     

经济辐射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构想

辐射既表现为自然界不同物体间的能量相互传递，也表现为人类社会资源的互相流动。经济辐射理论既可以深化我们对扩大开放的新认识，也可以说明区域、产业等经济发展中的非均衡到均衡过程。     

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美贸易摩擦

美国对华频发反倾销调查,涉及多个行业,多数最终判决征收反倾销税,以抵消进口造成的"重大损失"。从经济学角度,从微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到宏观的需求和供给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从中国进口并未使美国受损,受损的仅是生产率较低的同类商品生产商,消费者获益更多。相反,对华反倾销不会给美国带来福利改进,由于诉讼费用、征税成本、连锁反应、报复性反倾销等因素实际福利损失往往很大。因此认为,美国对华实行自由贸易优于采取反倾销措施,减少贸易摩擦。     

Economic Diplomacy

We study bilateral conflicts that affect the welfare of third parties, the stakeholders. The conflict takes the form of a war of attrition and intervention is modeled a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stakeholder “aids” the agreement with transfers to the contenders. We characterize the optimal policy when the stakeholder limits its intervention to a unilateral commitment to compensate the contenders if the conflict is resolved, and show that if contender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fter agreement, then the optimal policy cannot eliminate the delay in resolving the conflict, and intervention is only advisable when the stakes are high enough. Economic diplomacy is modeled as a three‐player game where the stakeholder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where transfers are discussed simultaneously with a settlement for the conflict. We prove that, provided that non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s too impatient, diplomacy benefits the third party in all confli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