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计划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基于匹配模型的分析

企业创新被看作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创新具有外部性,政府资助企业创新作为克服市场失灵、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被广泛采用。本文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纠偏匹配法,运用珠三角高新技术企业专项调查数据,分析国家科技计划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发现,总体上看,目前的资助计划并没有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企业规模不会影响政府资助的效果;资助对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而对创新能力弱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对技术水平低的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互补效应,对技术水平高的企业研发投入不会产生影响;没有获得资助的企业如果获得资助,并不会提高它们的研发投入水平。结果表明,加大对创新投入低和技术水平低的企业资助可以提高资助计划的有效性。     

异质企业假定下政府研发资助效应的非线性检验

政府研发资助是引导和调控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方法,以2000-2008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行业数据为样本,就异质企业假定下政府研发资助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政府研发资助有效激励了企业研发活动,总体上对企业研发投入并不存在挤出效应;国有企业对政府研发资助的依赖性较强,三资企业在技术水平越高的领域研发预算刚性越强,受研发资助的激励效应越低;政府研发资助因不同资助强度和技术外溢强度的影响而具有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果.     

内部控制对市场竞争与研发投入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决策模型,以2017—2021年1 23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竞争加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企业内部控制对两者间的关系具有非线性调节作用。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内部控制提高会抑制市场竞争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当内控质量突破临界点后,内部控制的提高会反过来促进市场竞争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财政科技补贴、TMT网络与科技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

在市场与制度双重激励机制下，财政科技补贴对科技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研究需考虑决策层及其网络的核心作用。从企业高管层（TMT）决策视角，结合制度理论、高阶梯队理论和网络理论，探索财政科技补贴、TMT的不同类型网络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220家中小板科技制造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检验表明：财政科技补贴显著促进科技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但会出现激励效应递减现象；TMT的市场网络显著正向调节财政科技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技术网络和制度网络则具有不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市场网络可以强化技术网络和制度网络与研发投入的正向关系，反映了TMT研发投入决策的市场主导逻辑。     

政府资助企业研发活动的效果评估

R＆D活动的“正溢出效应”将导致企业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政府向企业提供研发资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R＆D活动的“市场失灵”，然而有可能对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替代效应。该文通过理论模型解释了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的激励机理，并且界定了政府研发资助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条件，从宏观、产业和企业三个层次分析了政府研发资助的效果。     

董事会成员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影响的研究

利用2010-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以及董事会成员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研发投入负向影响当期绩效，但随着研发投入对绩效积极作用的发挥，其负向影响在滞后一期内减弱，在滞后两期内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董事会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没有调节作用，说明合理的薪酬激励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研发投资效率，提高企业绩效。     

政府研发投入对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以工业化水平为调节变量

基于2011-2017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量化了工业化水平这一变量,论证了工业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对企业的研发投入能促进企业自身的R&D投入,工业化水平对政府的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R&D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技术创新价值与政府资源支持对科技民企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

企业研发支出可以反映其研发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分析技术创新的市场价值与政府资源支持对科技民企研发支出总规模和各阶段规模的影响,有助于明晰市场和制度因素影响技术创新的机制和效果.对中小板297家高科技民企的检验表明:技术创新价值对企业资本性和费用性研发支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财政补贴显著正向调节技术创新价值分别与资本性和费用性研发支出的正向关系,且对前者的调节效应大于对后者的调节效应;税收激励对技术创新价值与资本性和费用性研发支出关系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财政补贴对高科技民企的研发支出规模有更好的驱动效果.     

RCEP框架下科创与金融共生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共生模型，利用2014～2021年RCEP成员国的政府种群、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种群以及科技创新产业种群的数据，测度了科技创新产业与金融产业的共生水平，并通过该共生水平计算的引力矩阵作为权重建立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不同金融支持方式对成员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首先，RCEP协议签署后大部分成员国的共生水平增加，且非东盟与东盟国家之间共生水平的差距缩小；其次，成员国内部金融开放度、银行业和证券业金融支持均能促进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最后，成员国之间政策性金融支持、银行业和证券业金融支持、人才投入和金融开放度都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RCEP协议签署后随着成员国共生水平的增加，政策性和银行业金融支持的空间溢出效应上升，且证券业金融支持与金融开放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依然正向显著但略有下降。文章认为，为推动中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政府应加强与RCEP成员国的科技与金融合作，拓宽融资渠道，并鼓励企业对接国际先进标准，从而提高技术水平。     

政府补贴对我国东西部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新疆与浙江上市公司的对比研究

虽然学术界普遍认可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区域营商环境、企业规模、性质的差异,企业研发投入对政府补贴的行为响应存在巨大差异。为此,针对现有研究中政府补贴数据不够准确以及对东西部企业的比较研究较欠缺等问题,以东西部地区典型省份浙江和新疆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政府补贴数据的手工核算,结合AMOS路径分析呈现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过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对浙江企业不存在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新疆企业研发投入呈正向影响,而企业性质与两地企业研发投入均未呈现显著关系。最后,通过探究造成两省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为西部地区企业利用好政府补贴,提高研发水平并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提供思路启示。     

国际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本国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互动——理论及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开放经济的三部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基于本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本国资本和技术还取决于外国研发投入的假定,推导出经济均衡增长路径并以此构建计量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检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以及技术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从时间维度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的方法对溢出效应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进口贸易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率有显著正向影响,二者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国内研发投入不利于技术溢出,而对外开放对溢出产生积极影响。从地区来看,东、中、西部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且东部效应大于中、西部;研发投入对东部的技术溢出起积极作用,而中、西部正向影响不明显;东部地区由于过高的进口比重和进口渗透率导致对外开放对溢出呈现负效应,而中、西部通过对外开放从技术溢出获得较快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对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运用2006—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对外直接投资(FDI)对中国零售业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FDI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并存:FDI的参与度会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FDI集聚性行业内溢出效应的产生;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表现为FDI效率性行业内溢出效应.此外,企业规模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显著,资本密集度对中国内资零售业的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

本文在国际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将人力资本溢出引入了国际技术溢出的研究范畴。前人仅研究了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而本文还研究了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的影响。通过研究,主要发现:(1)在本文的研究年限中(1985～2008年),整体而言,东道国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和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中国技术水平没有显著的影响;(2)对于逆向研发资金溢出而言,中国的人力资本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为使得逆向研发资金溢出对国内技术有正向的影响,存在国内人力资本的"门槛效应",即,从2001年开始,逆向研发资金溢出经过国内人力资本的吸收,对国内技术水平有促进作用;(3)对于逆向人力资本溢出而言,中国的研发资金存量可以形成一定的吸收能力,为使得逆向人力资本溢出对国内技术有正向影响,存在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门槛效应",即,从2004年开始,逆向人力资本溢出经过国内研发资金存量的吸收,对国内技术有促进作用。     

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绩效--基于161家文化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中介效应实证

文章通过对2011-2013年161家文化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当期和滞后期政府补助对于文化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都得到证实,应该坚持政府补助文化企业的政策不动摇;研发投入在当期和滞后期都能够对政府补助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绩效的关系产生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其中当期研发投入对当期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达到6.610个单位,占直接效应比重近65%;对滞后期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达到2.417个单位,占直接效应比重约为24%。这个结论说明政府补助不应仅用于贴补成本费用,而是要建立政府补助激励文化企业研发投入的引导机制和长效保障机制。此外,为了改善政府补助的政策效果,还需要加强事后监管,构建政府补助后评估机制,落实一系列配套政策,从而促进文化企业持续研发创新、不断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基于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吸收能力视角,从产业以及产业内部不同类型企业两个层面研究了FDI技术溢出与汽车产业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FDI对我国整体汽车产业具有显著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内资汽车企业的挤出效应超过了溢出效应;外资汽车企业主要通过人员流动渠道对内资汽车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内外资汽车企业技术差距的扩大不利于FDI技术溢出,内资汽车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有助于FDI技术溢出,而研发投入对FDI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研究表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应当走开放创新之路,在引进FDI同时增加研发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评价研究

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评价,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部地区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人力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更加注重吸收国际创新型人才,增加研发投入是我国提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     

混合股权、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基于沪深两市 2009-2015 年度 A 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 创新的关系,以及混合股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文章发现,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技术创新存 在倒 U 型关系;不论在高市场竞争行业还是低市场竞争行业中,企业混合股权配置对两者“关系” 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对混合股权的调节效应产生影响,相对于低 产品市场竞争,在产品竞争程度较高时,在国有企业中,混合股权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放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实现并扩大中国对外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对促进沿线各国转型发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益均有重要影响。利用38个沿线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GMM估计法分析我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但与出口贸易相比溢出水平较低;东道国科技研发实力、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可显著扩大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