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理论与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是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往往笼统地将二者视为一体。实际中,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分别指向企业投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决策阶段,前者与需先行做出的长期投资决策有关,而后者则是后发的即期生产决策的结果。通过引入一个包含投资和生产两阶段的动态实物期权模型,尝试性地刻画从过度投资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以及经济与政策这两种异质不确定性对这一形成机制的影响,进一步基于2003-2018年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结果表明:(1)尽管产能过剩总是源自前期投资的过度扩张,但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投资最终都会导致产能过剩;(2)不确定性是导致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的重要因素,但过度投资更多地源于政策不确定性,而产能过剩则主要源于经济不确定性;(3)不确定性对产能过剩的影响要强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因此,对过度投资的治理应以政策不确定性为主,保持政策调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产能过剩的治理则应以经济不确定性为主,维护市场运行体系的稳定性。     

自我肯定需求过剩——对美国金融危机的一种新解释

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的讨论。从自我肯定需求的角度分析,认为由于个体对肯定自我的需要,会产生超出自身理性经济需求的过度需求,形成超出社会供给的缺口,造成自我肯定需求过剩。并且由于自我肯定需求的存在,人们大量透支未来,导致经济泡沫产生,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自我肯定需求过剩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终极原因。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

地方政府合理负债一定程度上能快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长期以来备受地方政府青睐。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剧增、产能出现过剩,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过度负债容易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因此,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有必要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化解之策。     

资本结构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而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也产生很大的争议。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特殊性的企业资本结构,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以高负债的战略承诺效应应对竞争,而在以国有股为绝对主体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产权失位导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加剧,经理人普遍具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在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下,扭曲企业的投资激励,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严重,加之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指标的考核以及政治晋升的需要,以低廉的土地价格、金融资源及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更是难以发挥作用,企业的过度投资得以延续,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危机。     

资本结构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研究——以我国钢铁行业为例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而对于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也产生很大的争议.本文研究发现,由于产能过剩的行业形成了特殊性的企业资本结构,也就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以高负债的战略承诺效应应对竞争,而在以国有股为绝对主体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股产权失位导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代理成本问题加剧,经理人普遍具有投资扩张的冲动,在高负债的资本结构下,扭曲企业的投资激励,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加严重,加之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指标的考核以及政治晋升的需要,以低廉的土地价格、金融资源及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企业的投资行为,负债融资的相机治理更是难以发挥作用,企业的过度投资得以延续,并最终导致产能过剩的危机.     

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研究——基于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经济受到重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产能过剩问题的严峻性愈发突出。在我国投资率偏高、外需萎缩的环境下,提振居民消费可以打破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不足的非均衡局面,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并拉动经济增长,进而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本文利用机理图论述了我国产能过剩形成机理以及通过提振居民消费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因素,进而提出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居民形成理性消费观并改善消费环境等三项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治理研究

(一)产能过剩原因与机理分析。1.产能过剩的周期性和阶段性原因:(1)产能过剩标志着中国第三个增长周期的结束。从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看,2008年后出现的低增长,是中国经济自身周期调节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效应。目前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周期的因素,也有2008年以来刺激经济留下的后遗症。(2)产能过剩与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有关。(3)产能过剩与我国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能力不强有关。2.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过度使用政策杠杆,形成了政府大于市场的"政府价格信号"。进入21世纪以来,各级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过度使用各种经济政策杠杆,大幅降低了投资要素价格,政府创造的价格信号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重要调节信号,使许多投资不是依据市场信号,而是依据政府价格信号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中国产能过剩属于"体制性产能过剩"。3.逆向激励的政绩考核机制,成为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经济"追赶"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中国的首要发展要务。尤其是在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由中央政府始作俑,每层级政府都为下级政府,制定一套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打造出一种竞争性干部晋升机制。加之,大力发展更能带来GDP和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从而为产能过剩的异军突起埋下体制伏笔。可以说,这种GDP导向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在推动"经济赶超"的同时,对行业产能的过度膨胀产生了巨大的逆向激励作用,即引致不断加剧的产能过剩。4.扭曲的财政体制,导致政府行为经济人化,是政府盲目追求投资的深层原因所在。房地产泡沫已经形成对政府财政的捆绑。地方政府之所以有抑制不住的负债投资的冲动,根源于两大原因:一是外部的因素,即缺乏刚性约束的金融融资体制和政府负债的管理体制;二是内部的原因,房地产催发的土地财政收益的驱动,使政府行为经济人化。在现有土地财政带来巨大吸引力下,政府变成了以实现土地增值为目标的经营,由公共人角色,变成了经营土地资本、追求土地收益最大的经济人。5.从经济系统看,产能过剩不是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系统危机的先兆。不能以一般产品过剩的标准,来判断房地产过剩。房地产具有的虚假繁荣掩盖其的过剩,往往使我们忽视它危机。把产能过剩放在经济系统去考察,产能过剩只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前夜的前兆。房地产泡沫是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化解房地产泡沫是从根源上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二)以长短结合、内外兼治的思路化解产业过剩的对策。1.总体治理思路:围绕四个主体进行标本兼治。政府是宏观上推动产能过剩的宏观主体。市场是经济系统周期性调节形成产能过剩的客观主体。企业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终端和微观主体。员工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相关利益主体。上述四个主体是化解产能过剩的着力点和路径,按照长短结合、表里兼治的思路进行,是课题组研究治理产能过剩的主要思路。2.短期治理对策:以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应急式治理。治理产能过剩,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要启动对已经"大出血"的经济系统进行应急治理。遏制住产能过剩、投资盲目扩张的势头。围绕短期应急治理,需要合理使用行政手段和严格利用法律手段。一是坚决遏制产能盲目扩张;严禁建设新增产能项目;妥善处理在建违规项目。二是清理整顿建设违规产能。三是要进行点对点的分业治理。3.长期治理对策之一:给"高烧病"经济系统降温。从中医系统辩证思路诊断中国经济系统,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多种因素导致经济系统"高烧病"的结果。要从宏观、系统上为中国经济高烧病降温。(1)战略降温:调整大力热推的城镇化战略。需要把热推的城镇战略调整为降温、整顿、稳步发展的城镇化战略。(2)系统降温:主动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为整个系统降温,为中国经济过冬做好准备。(3)预期降温,中国需要有限市场化的房地产管理模式。让中国房地产回归消费品角色、弱化其资本属性,强化房地产行业的福利性质、弱化其盈利性。4.长期治理对策之二:把纠正政府行为经济人化上升为当前改革的首要任务。一是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弱化地方政府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二是加大地方政府负债管理和政府融资体制改革。三是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制。5.长期治理对策之三: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化解产能过剩。(1)推进价格改革,发挥市场价格在化解产能过剩与产业升级的作用。(2)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推动过剩产业整合升级。(3)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推动产能过剩产业生态化、节能、绿色发展。6.长期治理对策之四:利用国际市场化解产能过剩。(1)通过海外投资,与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产业垂直分工体系,以带动我国技术和设备出口。(2)实施"中国式马歇尔计划",以商品输出方式对外援助,以消化过剩产能。(3)如果是信贷援助,应设立"定向采购"绑定方案。(4)通过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将过剩的国内过剩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7.长期治理对策之五:制定应对经济系统危机预案。(1)要关注与产能过剩相关联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系统风险的应对预案。(2)要研究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系统经济危机之后应对预案。(3)要研究淘汰落后产业、压缩产能过剩,形成连锁反应带来的危机。     

西方主流宏观调控政策在中国的实践与反思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宏观调控,对促进GDP高增长与物价基本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它未能有效防范社会生产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最终酿成了全面产能过剩、过度负债、库存积压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片面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忽视了社会再生产是价值形态运动与实物形态运动的统一,是价值补偿与实物更新的统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宏观管理模式应当是价值形态调控与实物形态调控相结合,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配的协调系统.因此,以马克思宏观经济运行理论为指导,改进宏观调控方法是中国当前及今后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当务之急.     

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基于马克思主义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的分析

针对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当代西方各国政府和学者越来越多的转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其金融危机理论来寻找解决方法。由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美国金融危机，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下普遍适用的理论。而其理论对于独立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正揭示了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金融过剩”、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美国金融危机的货币根源

本文从货币(美元)的角度分析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和双重货币身份,刺激了美国国内过度消费,过度负债和货币泡沫的产生,最终爆发成为金融危机并且迅速向全球蔓延.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

效率是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是银行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尤其在后危机时代,提高银行业的效率也是防范金融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超效率DEA方法,运用EMS软件对2004—2009年14家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行分析,对其均值进行排名;并通过Malmquist指数对银行效率进行分解研究,重点分析金融危机前后的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效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一致的。而四大国有银行的效率不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见,四大国有银行并没有因为资产规模大,而带来更高的收益和绩效;2004—2009年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不断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益,但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受美国金融危机全面升级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衰退的影响,经营风险加大,息差收窄,对银行盈利和效率产生不利影响。     

Bank lending and interest on excess reserv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econometrically tests for effects on bank lending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policy of paying interest on excess reserves (IOER).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US banks decreased their loan allocations and increased holdings of excess reserves. A model of bank asset allocation shows that when the rate of IOER is higher than other short-term rates, banks will switch from zero excess reserves to a regime with higher excess reserves and lower lending. Using a sample of panel data on US banks from 2000 through 2018, we find evidence of a switch to a positive excess reserve regime in the post-crisis period. Controlling for market interest rates, loan demand, and economic activity, we find that IOER accounts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decline in bank lending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Global banking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a global bank into a two-country business cycle model. The bank collects deposits from households and makes loans to entrepreneurs, in both countries. It has to finance a fraction of loans using equity. We investigate how such a bank capital requirement affects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roductivity and loan default shocks. Three findings emerge. First, the bank's capital requirement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roductivity shocks. Second, the contribution of loan default shocks to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s negligible under normal economic conditions. Third, an exceptionally large loan loss originating in one country induces a sizeable and simultaneous decline in economic activity in both countr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as the 2007–09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as characterized by large credit losses in the US and a simultaneous sharp output reduction in the US and the Euro Area. Our results thus suggest that global banks may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crisis.     

金融危机动荡下的甘肃经济稳定与发展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全面蔓延,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和经济区域,甘肃经济也同样受到金融危机的;中击。面对金融危机,首先要保持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发挥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主导作用,甘肃经济发展的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和路径。甘肃经济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挑战与机遇并存,甘肃省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国家的相关政策,加快甘肃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甘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

《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运动规律的一种整体分析,具有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的整体性结构。社会主义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不论是高潮还是低谷,大部分都源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经济危机整体性理论或涉及这个理论,富于战斗精神的几代人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整体性理论中发现了武器,这个武器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克服经济危机的战斗中总是发挥着巨大指导力量。《资本论》及其手稿经济危机整体性理论,不但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以独特视角全面分析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问题。把对西方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产生原因的分析,建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经济危机整体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对危机的科学方法。     

经济金融化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演化博弈框架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经济金融化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了金融化的本质在于资本积累演变为资本脱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交换而通过金融系统实现增殖的过程,进而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异质性主体的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非金融主体与金融主体之间从普通经济关系到金融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经济主体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表现为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金融企业则关注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并将普通家庭纳入其体系使之成为新的利润源泉,而普通家庭则被迫接受强势经济主体的二次分利,这些关系的变化将导致一国经济的金融化乃至金融危机。(2)经济发展状态取决于金融主体与非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非金融主体行为起主导性作用。在既定假设下,当非金融主体仅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既可以促使一国经济走向新的稳定状态也可促使其走向崩溃;当非金融主体通过其资源保护行为和分利技术影响金融主体的分利技术时,经济可以实现演化稳定状态。(3)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有三个层面的影响：一是经济主体的金融化行为促进经济主体自身在短期内实现高额资本积累;二是金融主体的分利行为与非金融主体的生产行为经常呈现对立的经济关系并容易被激化;三是没有政府介入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而陷入危机。因此,深入理解经济金融化问题的本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机制,对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周期中资本边际效率的演进、扭曲与崩溃——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文章通过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MEC)理论探讨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条件、可能区域以及演进的机理,并对次贷危机进行了实证考察.文章认为,次贷危机是在美国政治周期推动下,制度结构和社会条件变迁改变危机进程所造成的危机叠加.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流动性过剩说、经济结构失衡说、负债消费模式说、国际金融体系说、新自由主义制度说等观点进行了辨析.     

CAN INVESTMENT IN INTANGIBLES EXPLAIN THE SWEDISH PRODUCTIVITY BOOM IN THE 1990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wedish economy experienced a sever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which resulted in a substantial GDP decrease. Even though the crisis was not a complete surprise for many economists, almost no one expected that the Swedish economy would be prospering with booming productivity growth only a few years later. Economists have presented three explanations for the fast recovery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1995–2006: market reforms, crisis recovery, and the impact of ICT. This paper offers an alternative view, emphasizing instead firms' substantial investment in intangible assets such as R&D, design, and advertising. Based on the growth accounting framework, intangible capital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30 percent of the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Swedish business sector from 1995 to 2006. Thus, Swedish TFP growth, one of the highest among OECD countries, is reduced substantially when investment in intangibles is included in the growth accounting analysis.     

国外学者在后危机时代关于金融创新“悖论”的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所取得的规模是惊人的,对金融市场和金融风险的影响已经超越了人们的想象。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金融创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部分学者开始讨论其对金融和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本文首先阐述了国外学者关于金融创新在生产力、经济增长、金融风险和交易成本等四个方面最新的观点,论证其悖论的含义及体现。然后,从金融产品、系统风险、金融立法与完善市场等四个方面归纳总结了目前学术界与实务界对金融创新监督管理和合理使用的观点。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化解金融创新"悖论"的观点和建议。     

全球经济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经济的影响

全球经济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广泛且剧烈,在短时期内,作为哈萨克斯坦贸易收入和国际收入主要来源与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资源产业的收入大幅度缩减,这势必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产生强烈的震荡。对此,哈萨克斯坦采取石油减产保价、通过财政注资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稳定金融系统等途径抗御此次经济危机,将经济危机冲击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