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思想嬗变的博弈分析

"重农抑商"作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核心,运用博弈方法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演化进行研究,发现社会成员在制度博弈中所达成的"纳什均衡"是导致封建体制被长期"锁定"的重要原因.     

道德人、经济人与会计人的角色辨析

从社会经济与伦理道德发展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推崇道德至上，用伦理道德规范经济活动。当时社会的经济思想从属于伦理道德思想，“道德人”成为社会的主导，从商服务经济被社会所轻视。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重农轻商”、“重农抑商”思想的道德根源。     

秦国商业及货币形态析述

抑商思想兴起于农村公社经济结构业已解体，而封建社会趋于形成的那个历史转换期。为防止过度繁荣的商品交易分流农业劳动力，削弱租税、兵役、徭役这三根政权支柱，列国大都不同程度地施行抑商政策。以力倡耕、战为核心任务的秦国商鞅变法，被认为抑商表现最为突出。其实商鞅的抑商只是重农的辅策，并未显示出多大的力度。变法后秦国的商业随着国家的强盛而继续发展，其货币流通量的剧增及货币形态的演进，便是有力的说明。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中的女商人形象及其价值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文本中的女商人形象,因受“重农抑商”政策和“男性中心”话语的影响而并不多见,但她们还是超越于“商妇”之上,较大程度地突破了“轻商”、“贱商”的传统局限和职业上的局阈,突破了女性依附男性的传统形象,显示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价值,传递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嬗变和风气的改变,因而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只不过其突破性意义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     

试论国家政权对先秦农业发展的作用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与传统的"富民"思想和"重农"政策是分不开的,"重农"政策往往与富国强兵政策联系在一起,根源于部落之间的争霸战争。"重农"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为督办农事、重农抑商、变革土地制度、耕战政策、休养生息、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等。在"富民"思想和"重农"政策的指导下,国家制定出重视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了古代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农业文明的兴起,这对中国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农业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货殖列传》思想新探

《货殖列传》是中国古代阐述商业思想的重要文献。该文提出了商业和商人活动是“自然之验”的主张，对道家“抑商”思想进行了反驳；以“富而行仁”的观点对儒家的“抑商”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从人的弃贫求富的本性出发，对商业和商人活动进行了全面肯定，表达了“‘末业’为上”的商业主张。     

吕不韦：中国风险投资的始祖

自古以来，经商在中国被视为“贱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商业是排在最后的。 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比如秦朝相国吕不韦，由仕而商，成为成功的大商人后．又由商而仕立国定君。也是中国第一位顺利从政、贵居相国之位的富商。     

我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文化成因

"重农抑商"是我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该思想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它的形成蕴涵着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政治文化丰富的合理资源.这一思想促进和巩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久发展,对中国后世的国民意识、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商人地位的提高及商业弊政

宋代"重商",是政府鉴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业税收为国家财政带来大幅增加的现实,重视商人和商业而采取的政策.一方面,政府给商人以支持,提高部分商人的社会地位,商人可以入仕,有识之士对"商"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另一方面,继承了古代社会重农抑商的传统,官府对商业的发展也给予控制和抑制.这表现在对商人实施的重税政策.     

封建传统抑商思想的滥觞——商鞅韩非的抑商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抑商思想，是由战国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首倡的。他们不但提出了各种抑商理由，从理论上充分论证了抑商的必要性，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措施，对商业活动进行全力打击。深入研究并正确评价商鞅和韩非的抑商思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有现实意义。     

新儒商思想对商业行为的影响

新儒商思想作为一种商业思想并在现阶段条件下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我国古代、近代、现代的部分商业思想理论入手，结合儒学的有关发展史，对新儒商思想作一简单的论述。．长期以来儒学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在政策上表现为重农抑商，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儒学在根本上是否认商业行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作为一种哲学能够有效地指导、规范我们目前的商业经济行为。     

约开商埠与自开商埠开放背景的差异性比较

近代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要求中国对外开放。近代中国约开商埠到自开商埠的转变，是在两次工业革命的趋动下，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求资本主义打破国界，逐步破坏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态。而赖其发展的重农抑商思想也开始向重商思想转变，这又体现在封建官吏和绅商内部蜕变分化，要求改变约开商埠形式，主动吁请开放。两种商埠应时而生，实质上反映了中西两种社会及其代表阶级的差距。     

论“二拍”的因奇致富

我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比较浓重,但到了明代,这种思想逐渐淡化。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贽说:“如好货,如好色,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子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李贽直言不讳地宣称,好货是人的本性,并且在理论上肯定了经商求利的合理性。这种思想,也为当时的小说家所接受,在他们的作     

发行企业和券商博弈对新股发行抑价率影响分析

“新股发行抑价之谜”一直是投资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也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新股发行实际上是政府、发行公司、投资银行、投资者四个主体的博弈和价格发现过程.本文将用信息不对称博弈模型着重分析发行企业和券商行为,并由此分析其对新股发行抑价率的影响.     

西学东渐与清末民初安徽传统社会观念风气变化

社会观念、社会风气的转变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末民初安徽传统的“重义理，轻艺事”观念、“重农轻商”“重儒轻商”观念的动摇，男女平等观念开始出现端倪，旧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的些许变化及读新书、阅报刊、学外语、出国留学等新风气的出现，表明清末民初安徽传统的社会观念、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有了异于传统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外力冲击的结果，也是安徽自身为适应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自我调整的结果。但这些变化主要是发生在城市、城镇及社会上层，广大农村及社会下层的观念、风气还是较为保守的，对安徽社会来说，要使变化从点发展到面，从上延伸到下，还需要一段路程要走。     

试论邓小平“三农”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民本思想与重农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邓小平“三农”思想继承了民本思想与重农思想的精髓，并对其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进行了超越。     

论李鸿章的经济改革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中早期的改良人物之一,他为了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抵制外来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在“试行西法,创立公司”;实行“官督商办”的企业体制;堵塞漏卮,收回利权等方面进行了经济改革,他的改革冲击了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不同程度地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是近代中国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新技术代替旧生产方式的突破口。     

司马迁规模经济观与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

早在公元前二百多年，史圣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表达了诸多的经济思想，其中蕴藏着规模经营的思想观点和平均利润的方法的萌芽。二千多年后的今天，深入探讨司马迁关于规模经营的观点，仍不失对我国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借鉴意义。一、司马迁规模经营观纵览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占有统治地位的时代。西汉封建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轻摇薄赋、与民休息、重农轻商、“驰山泽之禁”等，使社会经济…     

询价制下新股“三高”发行与IPO抑价研究——基于发行人与机构投资者新股定价博弈的视角

国内A股IPO抑价和国外成熟市场的IPO抑价有所不同,表现为新股“三高”发行后仍存在IPO高抑价即新股上市超额收益。对此,提供了一个博弈论的分析视角,即IPO公司和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关于新股定价的信号博弈,不存在分离均衡,仅存在混同均衡：高质量公司和低质量公司都选择高溢价发行策略,而有定价权的机构投资者对溢价发行的最佳反应是高报价申购。     

批量生产千万富翁

中国古代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民间富翁十分罕见;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经商的人开始多起来,但没有形成多大气候;在20世纪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打击,尽管涌现过一些比较富裕的商人,但千万富翁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千万富翁”成为可想而不可为的目标,人们自然与之无缘。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批百万富翁开始在中国诞生。歪20世纪末期,千万富翁开始浮出水面:一批拥有自己的别墅,小车甚至私人飞机的董事长、总经理令人羡慕不已。在20世纪末,千万富翁主要集中在东部,并且数量较少;到了21世纪,千万富翁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人们对擦肩而过的千万富翁不再感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