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股权激励、内部控制质量与外部审计费用

为了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企业股东会对高管制定薪酬激励方案来缓解二者的利益冲突。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中对高管采取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高管的高股权激励会显著增加外部审计费用,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抑制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机制检验表明,较高的股权激励诱发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其舞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大,从而增加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当上市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与其外部审计费用呈负相关关系;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发挥其监督和治理作用,弱化高管股权激励对外部审计费用的正效应。     

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

本文以2011年A股150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背景特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高管背景特征方面,高管团队规模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呈反向关系,女性高管人数的提高会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提升,高管年龄多样化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薪酬激励方面,直接薪酬和持股水平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均显著正相关.本文丰富了高管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股权结构、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房地产公司的数据

针对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对公司绩效的的影响,通过选取2013年在我国深沪A股上市的92家房地产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高管激励和公司绩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公司绩效随之上升,其次,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对公司绩效都有显著影响,其中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加明显。     

高管权力强度、 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

文章以2006～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腐败案件为对象,从高管权力强度视角考察股权激励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权力越大,其发生权力寻租行为的概率越大,同时代理成本也越高;(2)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未能有效调节企业高管权力强度与高管显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反而加大了高管腐败发生概率;(3)货币薪酬越少、 激励有效期越长,发生高管腐败行为概率越高.这些结论对公司决策层完善股权激励计划设计、 优化公司治理、 监督和约束高管权力具有参考意义,也能为证监会、 国资委制定政策提供借鉴.     

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从而对企业TFP提升的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规模的企业中,不同员工(高管与高管、高管与员工)之间,不同的薪酬差异程度下,表现不尽相同。本文以2008-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之间薪酬差距、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绝对差距与企业TFP显著正相关,但高管与员工间薪酬的相对差距与TFP显著负相关,并存在"倒U型"关系;股权激励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TFP,而且在非国有、低内部薪酬差距以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股权激励的效应更好;相比限制性股票,期权作为激励工具对TFP的促进更为明显。因此,针对企业产权性质、规模的不同,企业内部高管间分工的不同(价值创造贡献不同),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做不同的管理:国有企业凸显公平、私有企业追求效率,二者都要体现出核心高管的能力和价值。     

高管激励、风险承担与研发投入

研发投入被认为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但存在创新过程漫长、风险极高等问题,如何有效激励高管合理配置创新研发投入成为研究焦点。本文以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近万个样本为依据,分析不同的激励方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合中国高管激励实际情况,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晋升激励和在职消费四种激励角度分别研究其对创新投入影响,以及通过风险承担的作用机制,探究高管激励、风险承担和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激励的四种激励方式均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随着时间的迁移,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的长期作用更明显。对研发人员的投入实施股权和晋升激励的作用相对较显著;在影响机制中,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发挥遮掩效应,晋升激励增加了高管对极差风险的承担能力,进而积极影响研发投入强度;股权等显性激励相对比晋升等隐性激励,更能够通过承担极差风险的中介作用影响研发投入。因此,股权激励在面临经营风险时对高管的研发投入决策更重要。     

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作为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收入来源和被审计单位的一项必要支出,是双方就服务供求协商一致的价格,而公司的激励和分配机制直接影响高管的决策从而作用于审计收费的制定。本文选取2008～2017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角度研究高管激励机制对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会显著增加审计收费,高管股权激励会显著降低审计收费,分析师关注度的增加促进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审计收费的负向关系。     

我国高管持股比例与绩效关系研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高管股权薪酬激励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以2012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高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显示:高管人员持股与否与公司绩效相关性不大,CEO持股比例、其他高管人员平均持股均与公司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公司规模、高管平均薪酬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不大。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2007-2008年上海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效果并不理想,薪酬背离公司绩效逆势上涨与股权激励不足并存等问题。提升我国上市公司高管激励的效果,不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善的动态激励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果,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外部治理机制的建设,从内外相结合的角度共同促进高管激励的合理化、有效化。     

高管薪酬内部债务对公司财务决策的影响研究

国外学者已在一定程度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实了内部债务激励的有效性,认为内部债务同股权激励一样可以成为有效的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及财务决策实现企业活动层面的企业价值最大化。我国应借鉴其经验,在高管薪酬中加大内部债务比例,完善高管相对业绩评价制度,加强对高管薪酬的披露。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研究

高管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中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途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分析了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以201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并就这些因素与高管薪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绩效、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高管学历、地区和行业因素对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而董事会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     

创新文化、高管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研发投入的理论模型,以京津冀地区A股上市公司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创新文化、高管激励和企业研发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在创新文化影响研发投入路径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型文化可以显著驱动企业进行研发创新。(2)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公司高管加大创新投资。(3)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和长期股权激励均在创新文化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谁才是企业创新的真正主体:高管人员还是核心员工

如何优化人力资本激励制度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关注2006-2015年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和股权激励计划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通过对比核心员工持股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试图回答这两种激励机制谁才是企业创新激励效应的主体.研究发现:核心员工持股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核心员工持股的创新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高管人员的股权激励;相较于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核心员工持股通过缩小核心员工与高管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降低了高管人员与核心员工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上述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寻找企业创新能力的源泉,也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广实施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激励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2015-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管薪酬激励促进了企业避税，并且内部控制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避税两者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的相关研究，也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激励与营运资金动态调整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营运资金需求及动态调整的影响机理及效果。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营运资金需求及调整速度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管薪酬激励与营运资金需求及调整速度均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激励程度越大，营运资金需求水平越高，且营运资金向目标水平调整的速度也越快。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着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作用效果的发挥，在环境不确定性低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而在环境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对营运资金调整速度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研究结论对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制定和调整薪酬管理制度、有效激励管理层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实施初探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研究是当前上市公司薪酬设计的重点且难点问题。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和解决“委托——代理”矛盾,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股权激励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新形式的激励制度。本文对上市公司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我国当前法律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等角度阐述了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虚拟股票激励。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实施初探

高管人员激励机制研究是当前上市公司薪酬设计的重点且难点问题。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人员和解决“委托——代理”矛盾,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股权激励是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广泛推行的新形式的激励制度。本文对上市公司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从我国当前法律环境、资本市场环境等角度阐述了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不适应性,进而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虚拟股票激励。     

上市公司高管薪酚结构的优化研究——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厦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普遍存在薪酬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的高管薪酬评价体系问题，形成激励不足和激励不当现象。加大对高管的激励力度，优化薪酬结构应合理搭配高管薪酬的长短期激励比例，合理安排高管的非货币性薪酬，合理安排对高管的股权激励，以解决企业薪酬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高管薪酬体系设计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的现象频频引发市场参与者与学术界的热议。合理的薪酬体系能够有效激励高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薪酬体系设计现状,提出我国薪酬设计存在的问题,旨在为高管薪酬体系设计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高管薪酬公平性、薪酬增长与代理成本--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在高管薪酬契约基础上,运用2005-201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从薪酬公平性的角度,分析并检验高管薪酬公平性对其薪酬增长及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当高管通过薪酬的社会比较,较低薪酬的高管与下一年度高管薪酬增长、资产周转率显著相关,高管薪酬公平性是造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断增长的原因之一,并倾向性地增加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影响了激励效应。本文丰富和拓展了高管薪酬公平性激励效应的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公司薪酬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