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混合所有制改革

以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变迁为切入视角,在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探究地方政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激励动因。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对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影响关系是倒U型的;政府财政压力在一定范围内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但财政压力过大容易产生负向效应。换句话说,中国式分权和市场化改革是地方政府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化进程对财政压力与非国有经济规模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市场制度环境较完善的地区,有助于地方财政压力发挥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     

财政分权、公共部门效率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

文章基于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间关系在我国仍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国外相关研究尚不成熟的现实背景,首先从理论层面构建财政分权与公共部门效率之间倒“U”形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在构建财政分权组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三种组合指标预测方法和Shannon-Spearman方法对中国式财政分权水平重新进行测度;并将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与技术进步指数,以医疗卫生部门为例,采取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全面测度我国地方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三种效率指数;最后选择以财政分权作为门限变量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是否存在倒“U”形关系.研究发现:(1)当财政分权位于第一和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小于0.5263时,财政分权水平的增加有利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但当财政分权从第一区制进入第二区域内,即分权水平位于0.3643与0.5263之间时,财政分权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的激励效应出现下降.(2)当财政分权进入第三区域内,即分权水平大于0.5263时,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之间负相关,即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反而不利于医疗卫生服务的供给.(3)财政分权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之间的倒“U”形关系主要是通过影响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技术进步实现的.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公共支出转型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协整分析

基于政府职能转变视角,考察了公共支出转型中规模与结构变化,并对其经济发展效应进行了协整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已经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预算内公共服务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预算内支出的名义GDP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为反向变动关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长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权事权关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新时期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必然要求。为此,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典型事实,采用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是其主要的作用路径,影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民生性公共服务中存在异质性;而转移支付对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但转移支付也会通过降低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而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负向影响作用。鉴于此,应通过优化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关系、健全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的正向激励效应,切实提升民生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中国地方公共服务拥挤性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溢出效应会导致政府财政的支出偏向问题。现有研究多从经济绩效的角度讨论财政结构优化,不能较好地处理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和其效用的滞后性。为此,本研究主要从公共服务拥挤性的角度入手,以供需匹配程度分析财政结构优化问题。证实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已经高于最优水平,一方面应该控制基本建设投入和公共服务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从地区差异看,各地区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需要考虑地区特征,应将基础建设和医疗卫生投入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分税制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支出分权明显高于收入分权,存在财力和事权的不对等。收入分权与土地财政没有显著关系,支出分权与土地财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税制引致地方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是引发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域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关系最为显著。     

我国地方政府政策的空间互动关系——基于财政竞争与政府效率的视角

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引起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的空间互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互补性,即一个地方政府效率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水平、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度对相邻地区政府效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可从改革户籍制度、加强官员交流与激励、建立服务型政府等方面着手,促进地方政府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发挥正外部性作用。     

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

作为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制度安排,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而且也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履职尽责的重要机制。面对中国社会性公共品相对短缺的现实,转移支付制度能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行为产生有效激励?本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纵向的转移支付制度,无论是筹资机制还是分配机制,不仅未能激励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性公共品供给,强化地区间竞争对地方政府支出的约束力,而且超过门槛值的支出补助显著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水平,尽管较高的转移支付筹资水平和专项补助方式有助于提高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但又背离分权改革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中国应实现纵向转移支付向横向转移支付转变,减少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的不利影响,同时避免转移支付筹资和分配分离造成地方政府错误评估支出决策的成本与收益。     

空间外部性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支出策略互动模式

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支出的策略互动模式。结果表明,基本建设、文教科卫和预算外支出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表现出策略互补,行政管理支出则由于地方财力情况的差异形成策略替代,效益外溢性、财政竞争机制和标尺效应在其中交替发挥了主导作用。财政收支分权对支出策略互动模式的影响效果并不一致,扩张支出分权将加剧以基建支出为主的地方政府竞争。财政分权的改革方向是使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收入自主权,中央适当上收具有强烈区域外溢性的公共品供给责任,降低地方非正式收支自主权,从制度层面营造地区间协调有序的竞争关系。     

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地区差异的实证分析——基于泰尔指数分解

运用综合指数法构建了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数,考察了2007—2015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并采用泰尔指数法对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的省际差异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显示:中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存在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绩效水平整体上高于中、西部地区,且该差异在样本期间呈U型扩大态势;平均68%的总体差异来源于区域内差异。最后指出,在环境分权体制背景下,政府在制定环境保护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和环境治理努力程度的异质性。     

转移支付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

转移支付是我国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在致力于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差距的同时,会对地区内部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产生何种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地方政府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决策对转移支付的反应函数,并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无论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均显著地抑制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并依赖于中国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本身具有的城乡支出理性偏向,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偏向更具边际经济效应的领域,福利性公共服务支出偏向能实现更大社会福利效应的领域。不同经济赶超省份的分组比较还发现,经济赶超水平越高,转移支付抑制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的作用越强,且中央战略政策对地方政府城乡公共服务支出偏向的抵御效应有限。本文研究表明,长期处于高经济赶超水平的落后地区,很容易陷入转移支付阻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的"陷阱",我们不能忽视这类转移支付风险。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财政纵向失衡、转移支付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面临地方财政纵向失衡的现实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构建财力协调的央地财政关系与转移支付制度将有利于促进基本公共服务。文章立足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在理论上对财政纵向失衡与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构建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负向直接影响,但能通过转移支付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间接正向促进作用,两者的总效应为负;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在不同政府竞争强度及不同财力水平下呈现出显著差异性;财政纵向失衡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改变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困境以及促进社会基本公共品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财政能力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本文结合中国分税制改革变迁的实践,利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公共服务产出模型,在控制相关内生变量的基础上,采用LSDV分析方法研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进而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在异化的GDP激励下,东部地区财政配置能力扭曲,更偏向于经济性产出,恶化了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境况,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西部地区较低的财政均衡水平弱化了财政汲取能力,进而导致了公共服务呈现供给不足的状态。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