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非政府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究

尽管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遇到的自身障碍、文化与心理障碍、政策与制度障碍和组织障碍等,阻碍了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在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地说,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其独特优势,通过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支持、帮助农民工克服文化与心理障碍、参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整合农民工力量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完善政策与制度等路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权益实现

农民工问题是第二次转型背景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要实现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农民工市民化。残缺的市场主体、公共产品的边缘人以及失范的利益表达,既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进一步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赋权基础不稳固、维权方式不健全等权益缺失问题,是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权益予以重构。同时,将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和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政府责任,作为权益实现的主要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问题.然而,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偏低.随着劳动力就业的市场化和第二、三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人力资本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和就业的决定性因素.本文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力资本障碍,并对如何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市民化难点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问题,但无法揭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根源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也给农民工市民化造成障碍,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利于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因此在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握城市群战略、产业转型战略、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关键规划的实施,促进和推动农民工顺利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从经济学角度阐明了农民市民化的涵义、农民市民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系。推进农民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一系列理论、体制和政策。当前重点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选择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城镇发展模式、转化模式;要广泛开辟充分就业渠道;更新认识、创新相关制度。     

转型时期中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及治理政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而成本分担和测算是农民工市民化研究问题的核心,政府、企业、农民工是市民化成本分担主体。使用武汉市2013年和2014年相关数据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测算结果为:武汉市农民工市民化的年人均总成本为105051元,其中公共成本85131元(政府承担77655元,企业承担7476元),个人成本19920元(由农民工个人承担)。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分批有序地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中央加大对农民工流入地的财政支持,政府应当促进农民工农村资源的资产化,推动农民工劳动技能的培训,通过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来缓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压力。     

定西市劳务经济发展与金融支持情况调查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务经济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已成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有生力量.但是,随着劳务经济规模扩大、结构转型和资金需求的不断变化,金融扶持出现了政策不明、创新不足和服务滞后的问题,本文结合西部贫困地区定西市金融支持劳务经济实际,对发挥金融核心作用,提升劳务经济质量和效益提出设想.     

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下的农民工培训转型研究

户籍制度是当代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政策。文章以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分析其给予农民工成为市民以契机和挑战,认为农民工职业教育需从只注重技能培训转向技能培训与市民化教育并行的综合培训,在注重经济层面的市民化基础上,更加关注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的市民化教育,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难分析与方法选择

农民工是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仍然存在着户籍制度设置障碍、社会保障权利缺失、法律保护缺位、自身素质缺失等现实困难,出现了农村劳动力的逆向流动。只有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构建过渡性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民工主体素质,才能助推和加快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住房问题研究——兼论上海市农民工的住房保障

农民工现象是当代中国城市(镇)特有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与其说来自于购买力不足,不如说与中国城市(镇)的劣质土地财政有关.农民工的大规模存在既不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也不符合中国城市(镇)政府的自身利益.中国城市(镇)的土地财政转型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前提.上海是中国城市(镇)劣质土地财政的典型,解决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具有典型意义.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

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农民工平稳地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这都需要政府承担主导责任,正确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却存在着责任缺失。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消解途径,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进一步做好服务者的定位,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2009年九城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大假设,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均有促进作用,并且探讨了每项资本的具体影响因素。因此,加快建设人力资本、培育再生性社会资本成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新途径——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强烈,城市化的进程也需要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探索越来越迫切.然而,在现今的经济社会水平和户籍制度下,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也日益凸显,主要包括制度性障碍、经济性障碍、文化性障碍和能力性障碍四个方面.这些因素是长期存在且不易改变的,它们共同延缓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其中,能力性因素是这些因素中较易解决的障碍,农民工可以通过自身的增能而克服市民化进程中的阻隔,依靠人力资本的提升加快市民化的进程.同时,国家也应看到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对于其市民化的重要作用,为农民工增能尽可能地创造一些条件,帮助其尽快实现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研究——基于东莞与昆山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农民工的政策认知.本文通过对东莞与昆山两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认知度、习得型认知度、交往型认知度的平均分值较低,而权利主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认知度的综合评价得分位于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评价低、对政策认知的机会成本高、负向同群效应以及组织化程度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主要制约因素.     

浙江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社会保障制度完备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市民化成功与否。本文以浙江为分析对象,剖析该省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同时总结了相关影响因素。通过对比国内外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文章在最后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论农民工市民化与政府的制度供给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健康城市化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而当前政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阻,进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创建农民工同城市融合的制度平台;切实解决现行对农民工的制度供给与其制度需求之间的错位问题,对现行农民工相关制度供给进行修正,使之满足农民工的制度需求。     

推进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乡城劳动力两阶段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第二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而且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