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综述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关键。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而市民化成本则是农民工进入城镇和融入城镇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专家学者们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各自的知识结构就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拟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概念、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和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对策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析,不断推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研究的深入,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险成本及其分担机制研究——以湖南省资兴市为例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社会保险成本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重大支出,基于湖南省资兴市作为中小城市的典型样本来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人均成本为19660元,城乡居民社会保险的人均成本为940元,试点期内总成本为20.17亿元.总成本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进行分担.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 “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基于城乡协调发展视角的农民群体分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农民群体分化促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农民群体分化、加快农民职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需要以城乡统筹方式分担农民市民化成本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成本。农民群体分化成本由政府、企业、农民、城镇居民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和组织共同分担或支持，才能真正体现城镇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民群体分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繁荣。     

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成本测算及区域比较——研究述评和一个简明的测算框架

有不少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都对住房成本进行了测算，但是测算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测算方法上的高估与低估并存，更在于在测算思路上的多种认识分歧。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分歧，构建一个更为简明的测算框架，基于“居有定所”理念，用农民工与城市本地居民的现实住房差距来衡量其市民化的一次性住房成本；并利用CGSS 2015、CHFS 2015和CLDS 2016调查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目前，实现农民工住房市民化的一次性成本约为2.8万元/人，年住房成本约为1 633元/人，人均和家庭住房成本工资比分别介于0.71~1.26和1.14~2.02之间；经济发展状况越好的地区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成本及成本工资比越高，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因此，应因地制宜、因城施策，通过差异化住房政策有效促进各地农民工的住房市民化。     

城市规模、收支剩余与农民工市民化再考察——基于生存工资Anker法的实证研究

面临错综复杂的就业形势和经济发展任务,有必要分层推进不同规模城市的农民工市民化,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数据,采用生存工资Anker法测算农民工的市民化经济门槛。研究发现：以典型的三口之家为例,城乡间和城市间的流动人口生存工资分别为3 240元、4 480元,有能力满足该标准的农民工比例为52.5%和42.6%；运用Biprobit模型识别有市民化需求的农民工,得到满足城市经济门槛的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35.5%；用Oaxaca-Blinder分解代际差异后,得到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分别为36.7%、33.1%,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主力；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提升,经济门槛也随之抬高,在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最高,生存工资城乡差距高达3 000元,其他规模城市的经济门槛城乡差异仅为500～1 000元。基于此,需要科学核算农民工在不同城市规模的收支差异和市民化意愿,实现“想落尽落,应转尽转”,避免“能落不想落、想落不能落”的窘境。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广东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成本压力巨大,但也给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政府、企业、个人成本共担机制的建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都能有效降低政府在此过程中的成本负担。     

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测算与分担机制考察——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大连市甘井子区原为城郊区,现已实现城市化。本文以该区为考察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进行了测算,并对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为全国同类地区政府决策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启示。     

农民工市民化难点与新型城镇化战略

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等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解释中国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力问题,但无法揭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根源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但同时也给农民工市民化造成障碍,国民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不断下降不利于农民工获取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因此在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把握城市群战略、产业转型战略、土地流转管理机制等关键规划的实施,促进和推动农民工顺利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内生性市民化与公共成本估算

到2030年,中国需要将4～5亿农民工市民化.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依赖农民工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内在地提升市民化能力;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中国应该走内生主导外生推动的市民化道路.基于各省差异化进城农民工比率的实证结果显示,城市政府承担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5项市民化成本占本省一般预算支出比率平均为2.7％,城市政府具有市民化的财政能力可行性.     

转型社会中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的缺失与构筑

农民工真正实现市民化是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城市社会资本的构筑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加速市民化进程。当下,农民工在城市中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不足严重影响了其城市融入过程。因此,应当建立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的农民工城市社会资本构筑框架体系,不断丰富农民工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和制度型社会资本的存量,以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探析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缺失,而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层面。因此,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积极探寻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路径,努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将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基于分项构成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教育成本测算——以广东省为例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教育成本构成进行了分析,对21个地级以上市的教育成本进行了测算,对各市的教育成本与经济发展水平(GDP)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建立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探讨。     

论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

在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能否顺利进行,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农民工平稳地融入城市,顺利实现市民化,这都需要政府承担主导责任,正确定位。然而,我国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却存在着责任缺失。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缺失及其原因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其消解途径,提出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进行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进一步做好服务者的定位,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顺利进行。     

非政府组织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探究

尽管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比较高,但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工遇到的自身障碍、文化与心理障碍、政策与制度障碍和组织障碍等,阻碍了其市民化的顺利实现。在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具体地说,非政府组织可以利用其独特优势,通过优化农民工市民化环境、提供人文关怀与精神支持、帮助农民工克服文化与心理障碍、参与农民工教育与培训、整合农民工力量以提高其组织化程度和促进政府完善政策与制度等路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选择

新型城镇化采用集约、智能、低碳的发展方式,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是完成这项工程建设的重要战略途径。在此背景下,建设新型城镇化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密不可分的战略关系。当前,为摆脱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在限制大城市、壮大中小城市,改革和创新城镇管理和治理模式,创新各种制度,提升资本以及筹措资金等方面构筑战略策略。     

浅析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想模式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已影响到教育公平的实现,应对其重新进行审视.文章通过考察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的变迁,提出了构建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理想模式.政府仍应是高等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者,受教育者个人及家庭、用人单位是高等教育成本的重要分担者,社会其他企业和人士应当适当分担部分成本.     

湖北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湖北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强大引擎。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需要更多的资金,但基础设施融资单一、金融信贷机制不健全、"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融资渠道不畅等成为制约湖北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为支持湖北新型城镇化发展,要引导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积极探索并找准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的切入点,开展金融创新,多途径、多角度地支持我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还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破解城乡金融"二元化"困境,此外政府须加强公共财政政策支持,建立多元化城镇化建设成本分担机制,并促进建立全省统一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政府还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合理引导民间金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