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

本文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古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民国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乡村自理状态.新中国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保证农村公共品基本供给;改革以来至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承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架构,但缺乏人民公社体制的强制性能力,未能适应农民主体利益诉求;税费改革后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而提高供给效率成为制度改进的关健.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县乡财税体制改革

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部分。现行制度导致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总量不足、质量偏低、范围较窄、矛盾突出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全面反思当前的财税体制形成、发展所依据的经济结构基础,通过多层面的制度创新对目前的县乡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以便建立真正适应我国农村实际和公共品供给的农村公共财政体制。     

农村公共品多元化供给主体的责任划分

农村公共品除了具有一般公共品的特性外,还具有收益外部性、成本沉淀性、多样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公平性几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农村公共品不应该只由单一的政府供给,而应该由政府、盈利与非盈利组织、农村社区和农村居民个人、其他社会力量等共同供给,但政府应承坦起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同时要明确划分各供给主体的责任,以确保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角色定位

在现有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中,多把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合称为乡村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和分析。实际上,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级政府,有其相对独立的预算收入;而后者则是一个社区自治性组织,并没有固定的财源。因此,本文试图从一个独立的视角,通过分析村级组织自身及其收入结构的演变对其在村级社区中履行公共品供给职能的影响,来探究在不同层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中,村级组织应扮演的不同角色。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自愿缴费机制研究——兼评《自为与共享: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一直是关系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重点课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也在不断变革和完善,但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一课题已成为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重点。《自为与共享——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一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角度较新,立足农村特困地区,将农村公共品供给放在农村特有的社会环境下,以农民为主体,围绕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展开讨论,得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问题诸如公共品供给不足、供给结构失衡等展开讨论。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促进我国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相关对策。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自愿缴费机制研究——兼评《自为与共享: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问题一直是关系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重点课题,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制度也在不断变革和完善,但是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一课题已成为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重点。《自为与共享——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一书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角度较新,立足农村特困地区,将农村公共品供给放在农村特有的社会环境下,以农民为主体,围绕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基础展开讨论,得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主体行为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及农村居民在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中的不同行为和作用,认为中央政府需要进行包括财政体制、政绩评价制度、村民自治等方面的全面改革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创新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行为选择

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的路径,因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所归咎的原因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与一味要求增加政府的直接投资不同,本文认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创新、变公共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为市场诱导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自愿供给机制探讨

本文以浙江杭州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为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自愿供给机理主要源于:资源禀赋、学习过程、社会偏好和边际收益,这些机理与公共品自愿供给推论十分吻合。要进一步诱导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自愿供给,还需要从活经济、重受益、促互惠、强规制等方面强化其供给机制。     

为什么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

中国农村公共品长期供给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通过比较强势地方政府公共品供给行为与各部门公共品需求决定机制来探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偏向的公共品供给配置内生于地方官员在追求政治晋升和维持社会稳定之间的权衡;而各部门的公共品需求则取决于二元经济背景下各部门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因此,部门间公共品供给配置的政治决定机制和各部门公共品需求的市场效率原则之间的割裂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足。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分析及评价

本文采用湖北省三个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归为五类,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五类因素都显著地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其中社会保障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交通状况、住房状况、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人口统计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来源对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程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评价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总体上偏低,其中教育投入的不足成为制约农民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剖析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指出针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品、准公共品和俱乐部品性质建立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的多方供给模式。包括界定各级政府财权事权范围,发挥公共财政主渠道作用;通过新的投工投劳与“一事一议”制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与供给社区性基础设施;明晰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吸引市场力量参与盈利性基础设施供给管护等。     

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品供给结构效率演化趋势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长久以来,我国在农村公共品的投资投入上做了很多的努力.为了解村民的需求表达现状,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分配,本文立足西南地区,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进行测算,研究供给结构效率的演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并同时对1999年～2018年重庆市、 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的农村公共品的投资情况...     

我国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模式问题与对策

公共品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提高了我国公共品的供给效率,但作为参与主体的政府、私营部门和非营利部门却又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公共品多元化供给模式存在的问题指出：政府应在加强自身制度约束的同时,积极为市场供给提供制度激励和必要约束,并保证非营利部门的健康发展,切实解决公共品配置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探析

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不足及结构失衡已经严重制约了改革和发展.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对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希望通过对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及其原因的探析,寻求政府与农村更好的契合点,让两者充分发挥其各自优势,达到帕雷托改进.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研究

本文论述了农村公共品供给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分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品供给体系本身存在的不足和当地政府认识不足等问题;提出改革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机制和决策机制,解决县级财政的收支矛盾等对策建议。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11个县(市)3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科技和信息服务、医疗卫生不但是农民最不满意的农村公共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农村准公共品的供给呈现多主体的格局,政府主导或引导、混合供给的模式已经形成。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品各供给主体的能动性,在继续增加供给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供给质量,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农村公共品"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困境、根源及机制创新

后税费时代,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出现了结构不合理、效率与质量不高、供给主体权责失衡等多方面问题,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国家基础性权力与乡村治权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割裂.推动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必须实现国家与乡村在理念、资金、制度三方面的有效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