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还是“拒绝”：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探究在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否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驱动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政策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创新研发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驱动的企业数字创新发展；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最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这足以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赋能效应。第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在非国有产权、非政治关联与市场化强度更低的地区中更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区域经济复杂度与企业创新行为

构建包含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区域经济复杂度和上市公司特征变量“宏观-区域-企业”的实证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区域经济复杂度为视角，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行为作用机制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激励综合效应，同时，区域经济复杂度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而且能够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即抑制负向作用而强化正向作用。考虑内生性，通过替换核心变量检验稳健性以保证研究结论可靠，并且，研究企业特征发现，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存在差异。     

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扩张选址——基于上市公司设立子公司的证据

中国具有较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促使企业往往将地理空间的布局与扩张作为重要战略。使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新设子公司的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子公司的区位选择。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母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在本地新设子公司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扩张；子公司所在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企业在当地新设子公司的数量，这一影响在2013年以后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选择效应，非国有企业、高竞争行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对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具有调节效应，家乡关系和校友关系不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能改变企业扩散规律，促使初创期企业扩张由圈地模式转向跳跃模式，不利于初创期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公司诉讼风险、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6—2012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司诉讼风险这一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并采用被告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作为该因素的两个衡量指标,分别研究了资金类诉讼和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对于这一影响的不同干扰效应。研究发现:(1)资金类诉讼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相反,产品类诉讼却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2)总体来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会干扰公司诉讼的结果,从而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会大大加剧资金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的抑制作用,而且会显著削弱产品类诉讼对被诉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本文不仅揭示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机制,同时也为推进我国的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实现司法公正,进而推动"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

技术领先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技术追随国的科技创新产生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方向依赖于两个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本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一个非线性阈值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科技创新的非线性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整体而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抑制效应，并且在低增长机制中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分行业来看，对于美国更具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对中国行业创新产生负向溢出效应；其中，低增长机制中的负向效应较大。对于美国具有相对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技术追随渠道和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中国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产生较小的正向效应，低增长机制产生较大的负向效应。对于中国具有创新优势的行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不确定性引致渠道对行业创新产生溢出效应；其中，高增长机制中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低增长机制中产生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并购商誉

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监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和塑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改变并购双方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并购商誉.文章以2008-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且在民营企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高,以及产品市场竞争低的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据此提出经济政策预期引导和积极运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选择效应的建议.     

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一步到位还是步步为营？哪种资本战略更激励创新

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框架下,研究资本战略选择对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手工搜集从新三板转板至主板上市企业（成功实行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企业）的相关数据,利用PSM匹配直接IPO上市的公司（实行一步到位资本战略企业）,比较两种不同资本战略实施对创新投入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借助多层次资本市场成长的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创新投入。在此基础上,探究企业内部决策机制、资本市场中观层面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在资本战略影响创新投入过程中的作用。结果表明,资本战略通过缓解投融资约束提高研发费用化强度和研发资本化强度;中观层面,分析师关注起调节作用,分析师关注程度越高,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的研发资本化强度越高;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创新投入,进而产生挤出效应,但是挤出效应在实施步步为营资本战略上市公司中得到部分缓解。研究结论对创新企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助力自身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实体经济投资效率

选取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实体企业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交易成本效应、内部融资效应、科技创新效应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主要途径。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企业与区域异质性,在私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由此,提出优化内部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积极发挥资本市场有效调控作用、打造差异化实体经济价值投资机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