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不断扩大且多元化趋势日渐增强,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以货币供应量为监控的货币中介指标已不能完整而准确地反映我国经济总体的融资规模,更削弱了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所以,应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转变,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社会融资总量与最优货币政策操作

本文在对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基础上,通过构建SVAR模型研究发现,社会融资总量比广义货币供应量更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是,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作用效果来看,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变量总体表现要优于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代表的数量型变量.现阶段,由于国内利率和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在最优操作目标的选择上,应将信贷规模作为主要变量,并将隔夜拆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在最优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变量,并将短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同时,不断发挥利率、汇率联动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以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最大限度发挥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转变特征及对策

面对新常态下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将发生新的转变,传导效果更加不确定,疏通的难度也增大,以利率调节为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模式已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转型的主要目标。对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健全利率走廊机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向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型;继续提高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健全与市场化相适应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断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市场的比重,以提高我国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金融自由化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是顺应金融自由化水平提升的客观要求。基于金融发展与货币经济理论,深入剖析利率市场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的理论逻辑,实证对比了1998年第1季度至2019年第2季度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短期调控效果强烈、时滞短且促增长效应显著,长期影响效果不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短期紧缩效应微弱,长期调控效果温和、周期长且防通胀效应突出;当前,数量型货币政策仍占据宏观调控的主导地位,但伴随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推进,金融自由化水平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动态收敛,以及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传导机制及政策工具向价格型框架的内生转型,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性正日益凸显。     

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与实施效果

本文试图从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对货币政策影响民间借贷利率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解释,论文运用回归分析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以"宏观货币政策实施→信贷市场变化→民间借贷利率调整"为分析路径,实证考察我国货币政策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将引导民间借贷利率上行,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效果存在差异。与存款准备金政策有所不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未能显著影响民间借贷利率。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在货币政策立场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传导路径中,以信贷利率、信贷规模及银行风险承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显著,表明信贷市场通过机会成本渠道、资产替代渠道及逆向选择渠道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力的前提条件思考

1.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高央行金融调控的艺术性。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金融总量调控与结构调节相结合的调控机制,坚持货币政策目标单一性即以稳定货币值为前提。2.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水平,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货币政策操作中,首要的是应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弹性,这就要改善处理好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速、物价目标、经济增长和金融风险等问题,特别是要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适应,促使金融规模和结构、实体经济规模和结构相适应。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

我国金融体系目前正在向市场主导型转变,这个过程中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与结构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为了探究社会融资规模是否能作为货币政策的合理中介目标,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和结构,在此基础上,运用SPSS计量分析工具对社会融资规模及货币政策目标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了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了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于检测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和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     

利率传导机制分析

利率问题是金融市场分析和金融管理领域的敏感问题,利率传导反映了货币政策由现行的直接控制型传导机制向间接控制型传导机制的过渡.利率传导机制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密切相关.本文从利率市场化生成制度因素,即货币冲击因子、利率跨业和业内传导特征、利率对实体经济传导和利率传导的经济波动四个方面分析了利率传导机制,并运用结构性VAR模型,对利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利率传导在不同利率灵敏度产业中的差异.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性视角的分析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两大思路(一)中介目标法框架下的中介目标选择自从中介目标出现在货币政策框架中以后,理论界对于选择哪些经济变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探讨便没有停息过,起初的理论主张主要集中于选择一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设立单一的中介目标制度。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中介目标观点和货币学派的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观点,此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以信贷总量、汇率、预期通货膨胀率等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观点。从战后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可以看到,中介目标总体上经历了从数量型目标向价格型目标转变的过程。…     

货币政策“防风险”与“促发展”的调控效应研究

“防风险”与“促发展”是当前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本文运用SV-TVP-SVAR模型详细刻画货币政策不同量价工具的经济金融调控效应,实证检验宏观调控二元目标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量价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的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短中长期均具有“防风险”效应,“促发展”效应则体现在短期;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防风险”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促发展”效应体现在中长期;另一方面,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非一致的时变影响关系,表明宏观调控“防风险”与“促发展”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矛盾,且二者交互影响的传导机制亦有所不同。因此,应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不同中介目标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

本文利用1998年1月到2006年6月的经济金融月度数据,主要运用VAR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传导渠道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分析,发现:(1)货币供应量M2是货币政策的重要指标,它对经济变量的解释(预测)能力远高于其他货币变量;(2)货币供应量M2对工业增加值和CPI作出系统性的反应,且M2新息是由央行决定的,表明货币供应量M2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3)我国基本不存在货币传导渠道,主要的传导渠道是银行贷款,信贷规模是事实上的中介目标,直接调控经济,并引导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因而,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际上是两个——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M2,这种调控模式在1998年前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两个中介目标调控不同的领域:信贷规模主要针对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主要针对金融市场,这是我国央行的一种现实选择,央行也较为成功地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致和协调。上述结论对于货币政策实践是有意义的,表明我们更应关注信贷规模指标并以此为核心来调控经济。当然,这种货币传导模式存在缺陷,只是阶段性地起作用。从未来的发展模式来看,要采用包含更多信息的利率作为政策中介,其前提条件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     

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比较——基于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DSGE模型

建立包含时变通胀目标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研究在分别使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种情况下,通胀目标变动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利率的波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当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时,通胀目标变动冲击是导致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整体而言,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提出:我国央行应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长期稳定的通胀目标,并使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逐步向价格型调控模式转移。     

我国利率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利率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是十分有限的。而近期欧美国家央行对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表明：即使利率完全市场化后，其作用也不是万能的。所以我国央行在加大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同时，也应同时继续运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一个宏观与微观之间相互联系的信用体系框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或间接调节各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和金融市场的融资条件,进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及信用总量,使企业和居民根据变化了的经济变量不断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达到国民经济新的均衡,进而最终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途径和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领域,即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改变金融领域的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影响金融市场的放款和融资条件,然后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结构调整,从而改变社会的产出和价格。因此,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的发展历程

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大致经过了利率→货币量→以利率为主导的价格型目标体系的发展过程。本文以美国为例,通过回顾和分析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演进及相关理论的发展过程,旨在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规律,以提高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选择探讨

历经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从2011年放缓了增长速度,市场经济迎来了转型升级的时期,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中介目标的选择至关重要,本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以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研究对象,选择利率作为我国中介目标,从而得到构建合理的利率结构、完善金融市场改革机制中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结论.     

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调控

我国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调控工具对资产价格泡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股价波动对利率政策的影响程度高于房价。而资产价格波动则对数量型调控工具产生明显的反向冲击,且数量型调控工具对房价泡沫膨胀更为敏感。股市与房市泡沫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却对通货膨胀产生助推作用,这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产价格而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用不强,反而加剧了通胀压力。我国货币政策应"关注"而非"盯住"资产价格波动,同时应构建包含资产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发挥资产价格的辅助监测指标作用,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及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