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双轨促进作用研究

企业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数字经济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创新。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分析发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相对中小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相对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强;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增进社会责任履行来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即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关系对企业双元创新产生双轨促进作用,其中在促进探索式创新中的中介效应更大（内部控制改善和社会责任承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对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且内部控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社会责任。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而且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双元创新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各地政府应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并不断强化探索式创新。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检验及区域差异性研究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新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以普惠金融为出发点,研究新疆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以新疆2013-2020年14个地州市为样本,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在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中介促进作用;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与拐点效应皆存在区域差异。最后提出针对不同区域所实施的政策要差异化,并从完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相结合、针对科技类企业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加强对普惠金融的监管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数字经济实现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吗——基于异质环境关注视角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和微观企业数据，在重构数字经济指标体系及识别绿色创新水平的基础上，多维度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质和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激发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其重要作用机制，且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是实现数字经济赋能绿色创新的必要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强的城市、高碳排放城市、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创新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与贵州经验

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解析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在理论逻辑方面,数字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赶超效应、升级效应、减贫效应和协调效应。在实践经验方面,“贵州模式”为欠发达地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即坚持国家战略与贵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培育发展新动能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相结合,坚持促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保障数据安全相结合,坚持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与培育市场主体相结合,坚持人才培养与政产学研一体化相结合。同时,通过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利用数字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由点及面地推广新技术和新模式以及各个主体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欠发达地区将借助数字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协同创新——基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视角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着眼于企业研发合作趋势加强的基本事实,从创新链升级与供应链优化双重视角切入,选取中国地级市与上市公司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协同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和数字化转型企业中更为突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企业协同创新绩效提升的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加强跨组织研发协作的广度和深度来实现创新链升级,二是提高客户集中度和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来实现供应链优化。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的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链视角下企业协同创新绩效与研发合作存在门槛效应,二者互动存在最优区间。本文研究结论为当前跨组织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绩效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球已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这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机会。通过选取创业板企业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创新投入及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样本下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助力中小企业突破创新难题,尤其针对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同时,政府补助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仅限于高额补助,低额补助存在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研究:基于DEA-Malmquist模型

文章基于江苏省三大区域10年的融资、增加值等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江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发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存在区域间差异,金融的“杠杆率”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利。同时,采用三大区域面板数据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后的结果表明,直接融资对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有显著性作用。     

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大数据与5G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发展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总体的发展质量,数字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值得探究。从理论机理上看,数字经济将创新成果和创新源泉融于实体经济中,以新一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全方位变革,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分工的演进,另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发展速度持续提升,但仍然存在数字意识薄弱、数据碎片化、转型服务供给不足、信用评估体系不健全、人才供给不足、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应从数字经济发挥支持作用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保障机制与政策机制出发,通过完善数字基础建设、加强数字核心技术供给、加强数字治理制度供给、完善信用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素养教育等路径,推动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外部融资依赖与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基于信贷歧视和区域金融发展视角

结合宏观货币政策和特殊的制度背景,考察了现金持有对创新投资的平滑作用,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时期,企业会使用所持有的现金来平滑创新投资,且行业或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越强;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仅在于货币紧缩时期,且行业或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两者之间的差异越显著。货币紧缩时期,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使用现金平滑创新投入的动机更强,且金融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信贷歧视,进而缩小现金持有创新平滑作用在"国民"之间的差距。研究结果为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保持创新投资持续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从宏观货币政策视角为区域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及信贷歧视的缓解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以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论显示,信贷市场发展具有提高企业创新参与概率、减小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均存在正向作用;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要小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对高融资依赖型行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和低融资依赖型行业。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部分,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依托和保障。已有研究较少关注数字经济与区域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直接传导机制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的间接传导机制推动区域融合发展,这个过程具有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测度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腹地城市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和区域融合的综合水平,并采用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融合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传导机制及影响过程中的两大效应与理论分析一致。最后,提出了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推进传统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改造,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各地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等建议。     

浙江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有效对接问题研究

如何引导民间资金投入民营实体经济中小微企业，构建民营实体经济与民间资金之间的有效对接机制，全面提升实体经济，成为今后几年浙江经济工作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改进和完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结构，提升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利润率，让民间金融从地下走到地上，拓展民营实体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成都作为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成员,正在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构建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成都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与北京进行对比,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两个城市数字经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分析了两城市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发展动态特征。研究发现:理论上,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经济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引致技术创新以及增加社会效益等途径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证结果表明成都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二者已达到中级协调阶段,但与北京相比还有待提高。基于此,成都应借鉴北京等城市的相关经验,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加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实现二者的优质协调。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