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结构分解

垂直专业化指数可用来衡量一国或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迅猛发展的今天,仅仅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大小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考察垂直专业化的结构特征。本文利用最新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部门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分解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来自国外账户的纯重复计算部分,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结构特征和变动趋势,为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政策建议。     

中国“入世”加快垂直专业化进程吗？

借助《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基本流量表和中国报告给联合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库的三位数数据，考察15个代表性制造业部门加入WTO前后垂直专业化动态变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在加入WTO前后动态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加入WTO之后，尽管在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下，中国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借助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初步的发展，但主要局限在这些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     

工序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 ———基于随机前沿方法的分析 

基于工序分工的视角,利用ＳＦＡ方法,采用三要素超对数函数,将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通过研究其影响因素发现参与工序分工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且与技术密集水平共同影响技术进步率;市场竞争有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率的提高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启示。     

垂直专业化、出口商品复杂度与国内含量——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工业部门积极地融入到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生产体系和贸易网络中,出口商品结构不断升级.利用投入产出技术,证实了垂直专业化是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通过计算出口商品的国内含量系数和进口投入品的国内增加值系数,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出口商品复杂度与国内含量的关系.中国工业部门应继续通过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提升出口商品复杂度,同时不断增加出口商品的国内含量和进口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值,促进工业部门的结构升级.     

基于中间产品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贸易逆差影响机制研究

运用贸易收支模型研究了中间产品贸易下的垂直专业化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影响程度。首先对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贸易逆差总体进行了分析;其次根据BEC分类将贸易产品分为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并对中国与东亚地区各类产品的贸易逆差进行了描述性对比分析。最后运用1998—2010年中国与东亚地区的相关数据,在Rose(1989)贸易收支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中间产品进口额对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中国与东亚地区贸易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中间产品进口量)是造成中国对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一般贸易模式的比较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显著特征,垂直专业化分工与一般贸易模式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分别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并通过VAR模型,证明垂直专业化与一般贸易模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并得出相关结论.     

垂直专业化、成本优势与产业竞争力

本文采用OECD最新版本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双边贸易数据库,借鉴Hummels等人建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测度方法,对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成本优势与产业竞争力进行估算并建立关于三者的计量模型.结果发现:不同类型产业的垂直专业化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不同.虽然参与垂直专业化可以提升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但从整体上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竞争力在不断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得到了一定提升,低成本优势虽然有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但其影响较弱,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竞争优势.因此,依靠低成本优势来获取产业竞争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国际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模式与福利

在标准贸易理论框架下,通过引入垂直专业化和片段化生产,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对各参与国贸易分工模式的拓展及对国民和要素所有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使一国比较优势由产品间深入到产品内部,进而使得各参与国贸易分工模式更为复杂,一国贸易模式可能会与该国原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相悖;垂直专业化增进了世界福利,但在特定分工模式下可能会损害一国的福利,并且对于不同要素所有者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垂直专业化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使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进口数据,考察垂直专业化对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运用DEA—SBM模型估算中国全部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的基础上,分析垂直专业化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并没有明显获得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的技术升级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出口网络。     

垂直专业化、人力资本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工业行业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的行业面板数据,从工业行业和行业技术水平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垂直专业、人力资本与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促进了２０个工业行业和１３个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提高,并用垂直专业化的滞后变量验证了其结果的稳健性;从行业技术水平的角度看,垂直专业化也促进了劳动资源密集型、低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及其吸收能力显著提升了各行业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     

国际垂直分工与劳动收入份额

近年中国劳动收入所占份额出现下降的趋势,下降的原因引起广泛的关注。传统解释是投资和产业结构因素,但近年开始有部分文献关注国际分工的影响。在Ｊｏｎｅｓ、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１）国际垂直分工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垂直分工的分配效应的理论与假说,结合中国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垂直分工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垂直分工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且这种负效应与我国在国际生产分散化承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劳动密集型阶段有关。我国要素禀赋水平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市场化水平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干预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影响。     

关于工业增加值率指标的探讨和分析

文章认为 ,地区工业增加值率的高低往往会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 ,一是部门结构 ,二是专业化分工。因而在采用该指标衡量宏观经济效益时 ,可能会与实际情况相悖 ,影响经济效益评价的科学性。因此 ,用工业增加值率作为经济效益评价指标 ,适用于专业化分工程度接近的同一行业、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的企业之间进行比较。     

中美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测算与比较

采用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业化比重的方法,利用中国1992~2003年的投入产出表,对中国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比重做了分行业测算。此外,又计算了美国1998~2004年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的比重,并将其结果与中国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了比较。     

对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开放度、关税等制度性因素和国民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邮电业务总量等非制度因素作为代表性变量,建立垂直专业化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变量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得到了合理的计量经济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明确了各因素对促进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不同作用及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垂直专业化、贸易增长与福利——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参与国贸易增长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工业行业数据和贸易附加值指标,可以测算中国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贸易增长背后的福利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出口量的激增是一种“幻象”,样本期内工业行业的贸易附加值绝对值显著提高,但出口中贸易附加值比重不高,实际贸易利得相对较低.贸易附加值比重的增长率远远低于贸易量和贸易顺差的增长率,出口欠缺质的提高,贸易利得的改善有限.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测度与影响研究——基于价值链分工地位视角

利用拓展的增加值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制造业1995—2011年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低估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贸易成本,扭曲确实存在;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成本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技术水平行业和贸易伙伴国存在明显异质性;进一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是有效降低双边增加值贸易成本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降低贸易成本、推进贸易便利化是促进中国制造业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途径。     

金融危机向东亚生产网络的传导:基于垂直专业化角度的解释

金融危机向东亚的传导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传统理论对当前的传导机制,尤其进出口贸易波动在各经济体间不均等甚至差异较大的现象未能给出充分的解释。将垂直专业化作为联系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引入传导模型,为其提供了新的角度。从模型的推论以及金融危机以来贸易数据的经验分析得出:东亚生产网络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其它区域更高,因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其贸易波动更为显著;相对于其他行业,电子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更为典型,导致电子产品贸易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更加敏感。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是在不断加深的,对于我国而言,不但意味着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也意味着外部冲击将会有新的更快的传播渠道,国际贸易的波动将对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部门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国际垂直专业化生产对我国贸易弹性的影响.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再度量———基于黑田法的研究

基于现有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黑田法对其他相邻年份的直接消耗系矩阵进行序列外推,并以此为基础采用Ｈｕｍ ｍｅｌｓ等（２００１）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指标（ＶＳＳ指标）计算我国总体及行业ＶＳＳ值。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总出口中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上升迅速,从１９９０年的１１．１３％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２６．７９％,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升主要通过进口日韩及东盟中间投入品的增加实现;各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在样本期内均呈现上升趋势,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主要发生在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行业,劳动（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且提升幅度较小。     

国际产业趋同与差异研究——来自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证据

由于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在分析国际产业趋同和差异研究中会造成诸多不便,因此,本文在采用OECD提供的2002、2006以及2009年版本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数据库以及2008年版本的双边贸易数据库的基础上,利用Hummels等人建立的垂直专业化份额指标,并通过界定价值增值能力指标和设定价值增值驱动力假说,从垂直专业化、价值增值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三个方面研究了22个国家、17个行业的国际产业趋同和差异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技术类型的产业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的表现也有所差异,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中亟需解决其低附加值产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