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非对称性激励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A股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非对称影响及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具有非对称性。一方面，研发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的创新数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无显著差异；另一方面，研发补贴对新能源企业创新质量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高，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明显减弱，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降低，这说明数字技术可以驱动企业更加关注创新质量，能够有效提高补贴资源的利用效果。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的顶层设计、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环境补贴、制度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政府环境补贴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以2007年-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识别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投入与创新强度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环境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制度激励作用得到明显体现。具体而言,国有企业与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有较强绿色创新动机,环境补贴对这类企业起到"锦上添花"的激励作用;而生产规模小、治理任务重、融资约束强的企业,自身创新禀赋较低,环境补贴更多是一种"雪中送炭"的资金激励。(3)新《环保法》的实施强化了企业污染治理行为,有效形成源头削减与末端净化相同步的污染治理模式。为激发企业绿色创新、完善政府环境补贴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过度激励与企业业绩——基于边际递减效应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研究

在“第二类代理问题”占据主导和隐性激励大量存在的中国市场,上市公司高管看起来显著较低的薪酬和持股比例亦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过度激励。有别于先前多数有关高管激励的研究文献,本文不仅清晰展现了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的滞后效应;而且进一步在实证研究中证实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存在显著的边际递减效应和过度激励,即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与企业业绩间在表现为线性正相关关系的同时呈现左低右高的倒“U”形关系,薪酬和持股比例过低不利于激发高管努力工作改善企业业绩,但薪酬和持股比例过高亦可能导致高管过度激励,同样会对企业业绩造成损害。     

股权激励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效果研究

激励对象、激励模式、作用路径等均有可能影响股权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以2006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股权激励实施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其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管理层、核心技术员工和董事会持股均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有效激励对象;无论是采用限制性股票还是股票期权,管理层、董事会持股都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对于核心技术员工而言选择股票期权方式更为有效,管理层薪酬激励无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加研发投入是管理层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基于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通过选取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高新科技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关系型融资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即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创新,并且这种效用在中小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了企业关系型融资,进而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但关系型融资并未在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起到渠道作用。本研究结果丰富了政府研发补贴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研发补贴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国家和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201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探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并且引入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变量,进一步检验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该作用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实现;内部控制能够强化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融资约束会抑制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此外,分样本检验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重污染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中尤为显著。     

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7年~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高管薪酬﹑员工薪酬,以及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综合比较多种激励方式为我国上市公司改革提出了建议。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与员工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高管薪酬激励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不明确。     

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分析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参与研发活动的主要角色。调动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应对当前科技发展和行业竞争的战略选择,也是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阐述了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理论依据,然后对我国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与完善我国企业研发投入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高管持股的风险偏爱与R&D投入动机

从研发投入风险和决策者风险偏爱出发,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分析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东比管理者更愿意进行RD投入,高管持股对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在持股比例很低时不显著,只有当高管持股达到0.1%时,RD投入强度才显著提高。这说明对高风险的研发投入,只有那些与企业长远发展相关的利益群体,首先是股东,其次是持股达到一定比例的高管才有动机加大RD投入,促进企业的创新。     

融资约束视角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从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机构持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促进了全样本企业的专利申请,而对研发投入有不显著的正效应。机构异质性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独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灰色机构投资者仅对企业专利申请有正向影响但明显低于前者,并且机构持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均高于民营企业。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时,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缓解对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大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在独立机构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但这种关系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中。     

高管团队特征、高管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 ——以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例

民营企业是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主体,企业创新投入是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要素.高管团队主导企业战略制定,并传导至企业创新投入决策.本文基于高层阶梯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选取2013—2019年沪深A股573家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高管持股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强化了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平均任期、教育水平与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关系,但高管持股对高管团队女性比例与企业创新投入的调节作用较弱.研究结论对民营企业在经济转型背景下科学构建高管团队、优化内部激励机制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政府研发补贴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的不同发放方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产生的不同影响机制。动态博弈模型分析指出,定额补贴由于不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行厂商的产品质量决策,所以在促进原始创新方面,它不如比率补贴有效。本文使用系统GMM方法估计了2009~201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发现上市公司接受的定额研发补贴对其创新产出,即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这些上市公司上期的技术进步和当期研发投入会正向显著增加其创新产出。我国各级政府需要改变普遍使用的定额研发补贴方式,以比率研发补贴来代替定额研发补贴,从而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产出。     

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以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文章以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OLS回归模型对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与研发投入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为私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多,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入少;独立董事比例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有正的影响;高管人员报酬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有待改善,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以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文章以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OLS回归模型对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与研发投入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为私人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多,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投入少;独立董事比例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对研发投入有正的影响;高管人员报酬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高管人员持股比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治理结构有待改善,以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税收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多重激励效应

激发企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破解关键领域技术难题,是新时期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在需求。基于2014和2015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一外生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能缓解企业现金流和融资约束、改变管理者预期和抑制企业金融化等多重路径正向激励企业创新;该政策不仅显著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也有效改善了企业创新质量;但该激励效应在资本密集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表现得更明显。上述结论不仅从微观角度阐释了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企业创新行为的决定机理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现代财税体制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高管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基于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都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增强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却抑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高管激励契约组合具有一定整合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呈互补关系,晋升激励与股权激励呈互替关系。此外,相对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加显著的调节效应。     

外资研发、制度环境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研发外部化的发展,企业的创新活动由过去的内部创新向开放式创新发展。本文基于国泰安中国非上市公司数据,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市场竞争、负债率和资本密集度的情况下,分析了外资研发、制度环境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R&D投入对其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较小;外资研发对我国企业创新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制度环境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与企业的创新产出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产权结构对企业的创新产出有微弱的正向影响。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及效应分析——基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

在各级政府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对绿色创新进行大量补贴的背景下,本文从企业创新动机视角出发,将绿色创新划分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构建政府补贴影响两类绿色创新的理论模型,考虑区域企业R&D投入的中介效应与区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并利用2009年-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两类绿色创新均具有激励作用,且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企业R&D投入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区域制度质量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区域制度质量能够负向调节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的刺激作用,正向调节企业R&D投入与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负向调节其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     

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后,企业的所有者开始雇佣管理人员对企业进行管理,企业所有者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设计出高管的薪酬安排以激励高管努力工作,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本文通过对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得出了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金、持股比例、控制权收益和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利用该结论对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进行激励,有利于制定更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高管薪酬机制,同时使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能够更有效地吸引和激励高管人员。     

税收激励与企业科技创新——基于税种、优惠方式差异的研究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引导与激励作用。文章构建了包括税收激励政策、创新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等变量的分析框架,通过对281家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活动的调查分析,检验了税收激励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创新投入是税收激励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完全中介变量;从税种来看,企业所税优惠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代表的流转税类优惠则对企业人力投入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从优惠方式来看,与直接优惠方式相比,间接优惠方式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与人力投入具有更为有效的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