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辽宁省为例

本文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四个方面构建县域城镇化水平测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分别对辽宁省2006-2011年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进程和2011年77个县域的城镇化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构建城镇化类型区;基于偏相关系数测度各类型区的城镇化动力因子。结果表明,2006-2011年辽宁省县域城镇化综合水平在不断提高,其中经济城镇化的权重最大。辽宁省的县域城镇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城镇化,其次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县域城镇化进程的贡献不断减弱;将77县划分为县域城镇化高水平类型区、中高水平类型区、中水平类型区和低水平类型区,不同类型区的驱动力不同,市场力、金融力和投资力是影响全省县域城镇化的三大动力因子。     

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城镇化是推动我国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长期以来,西部城镇化率和城镇现代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缓慢、硬环境和软环境不尽人意已经成为西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瓶颈。因此,提高城镇化率和城镇现代化水平;发展第二、三产业,培育城镇化的产业支撑力;改善城镇发展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就成了眼下推进西部城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及空间差异分析

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和特征的理解,文章从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环境和城乡统筹五个方面选取了21个指标,运用熵值法对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通过系统聚类法将全省16地市分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较高、中等和较低四大类型区,基本呈现南高北低,中心突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对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探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     

福建省小城市培育的难点与对策

以小城市培育为重点推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是立足福建城乡统筹发展实际的特色之路和必然选择。文章对福建省小城市培育影响因素及共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福建省小城市培育的培育对策: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战略;行政区划调整和镇域空间扩大;增强政策支持和外部保障;转变发展理念和提升自身动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基于2003-2014年31个省市的空间差异研究

文章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镇化协调程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34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31个省市2003-2014年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不高,省域之间城镇化质量差距明显,省域内部城镇化质量各要素发展不均衡;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明显,呈现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征;城镇化率不能反映城镇化发展质量。根据测算结果,我国各省域整体城镇化率和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呈现“高—高”、“低—高”、“低—低”和“高—低”四种类型,其自身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指数之间的协调程度分为质量滞后、协调和质量超前3种类型,这与区域间人口迁移流动规律密切相关。根据城镇化质量不均衡状况,文章提出“高—高”型区域关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低—高”型区域重点在体制机制创新、“低—低”型区域加快新型工业化步伐、“高—低”型区域关注城镇化的社会、生态效应以实现量变到质变的对策建议。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兰州经济区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目前,兰州经济区城镇化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继续加快城镇化步伐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长期困扰兰州经济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根本手段。文章在分析兰州经济区城镇化特征与发展面临问题的基础上,采用指数函数、灰色模型和联合国法对兰州经济区2010、2020年城镇化水平作了预测。最后,提出了积极培育兰州经济区城镇群、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集约利用城市土地等有利于经济区在空间上、时序上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策略,为兰州经济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思考

人的全面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互为促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和基础。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人的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城镇化建设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重点是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和生活水平;推进教育公平化、均衡化发展,缩小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加强人才培养,为城镇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株洲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参考已有新型城镇化评价研究成果,构建了株洲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GIS空间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株洲市9个县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①株洲市9个县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其中芦淞区、天元区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较高,分别为60.65和59.04,茶陵县、炎陵县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较低,分别为36.06和38.61;②株洲市新型城镇化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中间高,外围低”的空间格局。     

延安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伴随而来的土地粗放利用、摊大饼式发展等问题日益突出,对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陕西省延安市为研究区域,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构建了投入强度、利用强度、利用结构、利用效益、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5个准则层、16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对2017年延安市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延安市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大体为北部集约、南部粗放,这与传统的"南农北油"生产格局关系密切;各县应培育各县特色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高。     

新疆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是城镇化的重要推力;同时,城镇化的加快发展也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了产业结构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新疆产业结构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层次明显偏低,甚至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新疆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城镇化发展进程不匹配,城镇化相对滞后于工业化;新疆的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均呈正相关,尤其第三产业对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劲,但新疆越来越＂重＂的工业结构极大地降低了第二产业的就业效应,新疆城镇化进程缺乏现代服务产业的支撑。因此,实施以就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促进新疆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壮大,继续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是新疆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     

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疆县域发展问题研究

2000年至今,新疆县域经济有了持续快速的发展。本文结合推进城市化的要求,针对新疆县域发展中存在的小城镇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提出应该从发展三次产业、发展城关镇等方面壮大县域经济,促进中小城市建设,从而推进新疆城市化进程。     

山西省城市化质量综合测度

从人口、经济、空间3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以山西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运用均方差赋值法和城市化质量与速度测度模型对山西省城市化质量进行综合测度。测度结果表明：山西省城市化质量整体偏低;城市化质量整体滞后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质量水平地域分布大致呈由东到西递减趋势,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 “凹陷区”。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提出建议。     

加快株洲县域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株洲县域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周边地区比较仍有不少差距。为此,株洲应更新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明确五县市的发展重点,立足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来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步伐。     

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农村城镇化是壮大县域经济的主要路径——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的分析

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可以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减少农民，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慈溪市的案例研究表明，发展中小企业、推进城镇化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和动力源。     

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下城镇化与电商物流耦合协调研究——以四川革命老区77个县（市、区）为例

革命老区作为特殊类型地区仍然是目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中的短板地区,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县域农业农村数字化下电商物流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革命老区(包括欠发达地区)振兴发展,实现新型城镇化。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进行四川革命老区范围内样本对象各自及不同分类区域整体之间城镇化、物流经济与农村电商系统指标比较,并以耦合发展理论、协调(协同)论为理论支撑,利用耦合发展模型,探究四川革命老区77个县(市、区)为样本的城镇化、物流经济与农村电商的耦合关系,分析研究三者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结合研究提出了区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     

基于熵值法的区级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科学利用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西安市莲湖区进行指导和监督,明确发展不足、优化下一步发展目标,在明确西安市莲湖区发展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优化、文化传承等4个系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安市各区县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结果表明,莲湖区在西安市排名第三,经济发展、环境优化方面存在不足。     

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效应——以欠发达地区广西为例

文章运用偏离一份额分析法,以广西88个县市的县域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偏离程度与竞争力强弱,得出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普遍存在后发优势,其竞争力效应处于劣势。文章提出,要以提高工业竞争力为核心,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快速地提升县域经济产业竞争力。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研究

城市群作为我国当前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单元,细化研究尺度对因地制宜制定和实施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具有更科学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对新型城镇化内涵的理解,从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化推进效率、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基于熵值法,从县域尺度对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第一,武汉城市圈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各维度发展不平衡;第二,城镇化质量表现出武汉市"一城独大"的特征,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区域差距大;第三,城镇化率与城镇化质量表现出较好的同步性,但半数以上的县域城市处于"低城镇化率-低城镇化质量"阶段,同步性高但发展水平低是现阶段武汉城市圈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绵阳市县域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实证评价

基于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研究区实际,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化评分法对绵阳市县域"两化"互动发展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绵阳市9县域整体的"两化"发展水平较低,分异明显,涪城区"两化"呈现良好的互动发展,其他8县域总体上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在工业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水平明显落后于新型工业化水平;各县域在表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传统"指标上得分差距相对小,但在"新型"要素上差距大;各县域应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型"上下功夫,并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求"两化"良性互动发展之路。     

县域城镇化政策创新的着力点

当前县域城镇化面临着一些政策障碍,亟待解决。文章从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农民进城、城镇建设、管理服务等关系到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方面探讨县域城镇化政策创新,以期为相关机构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