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自由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

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本文考察了加入WTO后进口自由化带来的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1)进口竞争促进了本土企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2)进口竞争对效率不同的企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它阻碍了低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高效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3)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激励效应和规模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低效率企业,进口竞争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超过了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因而,进口竞争阻碍了它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对于高效率企业,进口竞争正向作用的激励效应超过了负向作用的规模效应,甚至获得了正的规模效应,因而,进口竞争促进了它们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什么类型产业政策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35个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

产业政策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文章选取2000—2020年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样本,重点考察产业政策中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规模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行业倾斜式扶持政策、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为负,行业规模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短期内以财政科技支出和促进技术进步的减免税为代表的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而中长期行业技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中国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来源——基于PL方法的分析

本文利用Petrin&Levinsohn(2011)(简称PL方法)提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方法,通过对2000～2007年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分析表明,制造业总量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4.7%,其主要来源于存活企业的技术效率增长率和资源配置效应,而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不大。对各省制造业的分析发现,各省区的总量生产率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他地区增长率快于东部地区,这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而且,东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分别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和资源有效配置。最后,生产率水平发生急剧变化的企业占制造业的比重不高,但对其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很大,两者影响基本抵消;而生产率水平维持在高位的企业对总量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最大。     

中国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理论与实证

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构建工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地级市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工会密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二者呈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表明，工会通过改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收入激励效应；工会通过倒逼企业采取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替代劳动策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形成要素替代效应。此外，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高于非东部地区，在国有企业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在出口企业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随着行业垄断势力增强，工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越高。因此，建设现代化工会制度、重塑工会角色、强化工会的要素配置作用、推进工会差异化建设，对提升职工收入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

基于"营改增"改革的准自然实验,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制造业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税改前增值税税负越重,政策效应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越大。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中介机制分析发现,"营改增"政策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规模效应、提升劳动产出效率以及促进研发投入这四条路径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在上述路径中受益程度更显著。研究结论为减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政府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地方公共债务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效应与机制

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地方公共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公共债务增长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个城市的地方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负债率)每提高1%,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约0.06%。区分企业所有制的估计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明显异质性,负债率每增加1%,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约0.20%,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约0.07%。以上结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保持稳健。机制分析显示,地方公共债务规模扩大通过放松融资约束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通过提高企业税负、加剧信贷融资约束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研发设备更新速度,进而阻碍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发现表明,地方政府应科学调控地方公共债务的总规模和增速,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和投资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

社保缴费率下调已经成为激发中小企业活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系统评估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社保缴费率政策。已有研究大多关注高社保缴费率的经济社会影响,而非缴费率下调的效应。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浙江省各地区2012年的社保缴费率下调统筹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创新性地考察了社保降费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行为的影响。本文稳健地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并且提高了企业社保总缴费支出,这意味着降低社保缴费率政策实现了提高企业参保与保持社保基金平衡的双赢;另一方面,降低缴费率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力需求,并且这一效应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行的情景下,社保降费的确实现了稳就业、增信心的预期。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企业缴费与就业角度深入理解当前新一轮全国层面的社保缴费率下降政策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和调整。     

公司并购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研究

对并购绩效的研究表明并购通常不能创造股东超额收益,但从并购前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来看,大部分企业的产出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2—2014年并购案例的研究发现,并购重组能够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通过技术效率、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三个方面实现,而规模效率对企业产出效率增长的贡献不明显。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升级困境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气候政策在中国经济系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已经关注到气候物理风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但较少考察政策维度的气候风险即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此,文章构建了公司层面的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考察了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诱发企业升级困境,显著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上升1个标准差,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约5.2%个标准差。机制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会挤出实体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挤入金融投资,从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在风险传导较强、风险应对较差以及政策引导比较薄弱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企业升级困境会弱化其市场竞争力和价值链话语权。文章研究表明,政府应关注气候政策不确定性问题,通过营造更加稳定的气候政策预期来缓解企业升级困境。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环境保护税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贝叶斯时空统计的实证研究

绿色生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环境保护税是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以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改革为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贝叶斯时空统计方法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及污染严重的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路径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全面构建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

构建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框架,系统阐释两者之间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混合距离函数的EBM—GML指数测算并分解2012—2019年我国城市GML(生产率指数),利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测试环境规制对城市GML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短期内初始较弱的环境规制会阻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则会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形成了环境规制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趋势呈倒"U"型,且严格的环境规制可能导致绿色悖论效应;QR-PD模型进一步显示,不同分位点和区域上环境规制与其他控制变量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异质性.因此,有的放矢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可激励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素错配与中国工业增长

采用一个测度要素错配对总生产率效应的核算框架,使用中国工业1994～2011年两位数行业的数据,在行业层面上研究了要素错配对产出、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行业间的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扭曲程度均存在很大差异,2009～2011年要素错配引起的产出缺口约为29％,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中国工业增长效率的潜力很大。分行业来看,资源垄断性行业存在严重的资本和劳动错配;劳动配置效应比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劳动力不足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力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分要素来看,资本错配程度更高,资本投入和资本配置效应对产出增长的作用更大。     

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是把握时代方向赋能企业战略转型与变革的必然选择。在数字经济迭代更新的背景下，本文引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理论视角，选取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这一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组织内部冗余资源和管理者能力会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效应得益于企业创新能力与企业专业化分工效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上述关系更加显著；最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提升企业市场价值。本研究助推了全要素生产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效应、机制和企业性质差异的理解，为更好的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分析

基于200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显著促进相关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效应。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促进企业研发投入规模扩大和资本配置效率改善，进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处于成长成熟期企业和未进行研发操纵企业中更显著。此外，外部环境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企认定政策效果评价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我国完善选择性产业政策设计提供政策启示。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采用2004-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建立渐近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能显著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渠道，并且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政策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在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差异。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有效反映一个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环境规制是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引入GML指数方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改进Super-SBM模型实证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向增长,其驱动力来自绿色技术进步;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以及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及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呈现倒“U”型关系,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为正向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创新路径不显著。进一步提出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