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考虑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依据行权条件和行权有效期将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分为"高标准型"和"低标准型",利用2006—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两类样本组中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的关系,以及媒体关注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呈倒U形关系;"低标准型"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媒体关注度越高,"高标准型"组中两者倒U关系的拐点越滞后,同时"低标准型"组中两者的负相关关系越弱。     

两大股权激励方式激励作用的比较研究——基于厌恶经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笔者采用委托代理模型,以股东为风险中性、经理人为风险厌恶为基本假设,分析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作用。结果显示,当限制性股票无偿赠送给经理人时,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大于股票的激励作用;为激励经理人采取股东希望的行动,股票期权对股东的经济成本低于限制性股票对股东的经济成本。这一结论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两大股权激励方式激励作用的比较研究——基于厌恶经理人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笔者采用委托代理模型,以股东为风险中性、经理人为风险厌恶为基本假设,分析了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股权激励形式的激励作用。结果显示,当限制性股票无偿赠送给经理人时,股票期权的激励作用大干股票的激励作用;为激励经理人采取股东希望的行动,股票期权对股东的经济成本低于限制性股票对股东的经济成本。这一结论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方式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权利义务、估值、会计、税收等多角度对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近3年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分析。发现公司偏好选择股票期权,但主要行业选择没有差异。运用事件研究法比较两种激励政策的证券市场反应后,发现证券市场对股权激励具有正面反应,但主要是由于股票期权的公告效应十分显著,而限制性股票的股价公告效应并不明显。本文认为,限制性股票优于股票期权,应该在政策上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选择限制性股票的激励方式。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研究--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企业中,技术研发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则完全由企业的高管决定。在现代企业中,领导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却能使二者的利益趋同,有效地缓解代理问题,进而影响高管做出相关的研发决策。本文以2007年—2011年披露了企业研发支出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同时,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当国有企业处于较高业绩或具有良好成长机会时,企业会忽视R&D的投入;国企冗余资源类型不同,对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R&D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潜在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     

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大股东的一个合法性“赎买”工具

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采用的股票期权大多未能发挥激励作用的现象,现有研究主要从"最优契约观"和"管理者权力观"两个理论视角进行解释。但这两个理论均是基于"不存在控股股东的股权分散公司"的典型样例基础上构建,与我国资本市场中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存在控股股东的高度集中型股权结构"的现实情况不相符。有鉴于此,本文从大股东行为角度解析此现象,认为,大股东在转移上市公司资源时,需要对作为上市公司资源的"守护者"高管进行"赎买",股票期权正是此一"合法性""赎买"工具,因而未能发挥激励高管的作用(大股东"赎买"观)。如果上述理论推断正确,那么应有如下两个假设:(1)大股东隧道行为与股票期权的激励强度负相关;(2)大股东控制权是通过隧道行为这一中介机制影响股票期权的激励有效性。本文基于2005年第3季度至2009年底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票期权数据,使用事件法和多元回归方法证实了两个假设,表明了上述理论推断的合理性。本文随后对"大股东赎买观"与现有的"最优契约观"、"管理者权力观"进行了对比分析,表明"大股东赎买观"更适合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问题。本文结论表明,要使股票期权如愿发挥激励作用,最好在股权分散型公司实施,如果在股权集中型公司实施,必须设法"堵住"大股东窃取公司资源的"隧道"。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股票期权薪酬绩效敏感度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数据为基础,对股票期权薪酬激励效果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成长性机会高的公司、资产负债率低的公司、股权集中度低的公司实施的股票期权激励效果显著的更好;私营性质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效果显著的更好。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股票期权激励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之一。高管层股权激励加强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公司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此,以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高管股权激励的基本类型和特点,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管理层激励、资本结构与上市公司价值创造

本文基于带有交叉乘积项的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一方面,通过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同质性检验与对称性检验,揭示各因素对公司价值创造影响方式的异质性;另一方面,通过条件密度预测方法,细致地刻画各因素的变动对价值创造整个条件密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实施激励措施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价值创造,但不同的激励方式对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无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导致公司价值创造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这为制订合理的政策措施来提升公司价值创造提供了决策依据。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分析师关注的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Bootstrap检验,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分析师关注和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薪酬激励、股权激励都可以促进企业创新,高管激励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越多;高管激励与分析师关注呈正相关关系,不论是薪酬激励还是股权激励,都会提高分析师对企业的关注程度;分析师关注在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高管激励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在控制了高管激励因素后,分析师关注对企业创新仍然存在明显正效应.     

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影响股价同步性吗

股价同步性是衡量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重要指标。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机制一直以来都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使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机器学习度量了东方财富股吧中股民发帖评论中的非理性噪音,检验了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与股价同步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会促使投资者做出非理性的投资决策,进而降低股价变动的同步性。噪音评论占全部评论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同步性越低,而且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第二,公司个股新闻与公告数量的增加、分析师关注度的提高与外部审计质量的提升,均可以减弱股票网络平台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本文关注网络新媒体中的噪音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监管部门加强网络信息监测以及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渠道具有现实意义。     

长期视角下股权激励的动态效应研究

基于长期研究视角,本文在考察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动态影响的基础上,检验了产权性质、授予动机和实施频率对这一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股权激励存在动态激励效应。不仅在实施当期具有即期影响,在实施后的五年还表现出持续性的激励效果,且在时间分布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特征。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后的绩效提升作用较弱,持续期较短,且在实施初期没有即刻显现出激励效应,而是经历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滞后期。相较于绩效提升作用更强、更持久的激励型契约,福利型合约仅在短期内存在激励效果,并在实施后第四年出现业绩反转,显现出负效应。相对于只实施了一期的公司,股权激励对连续实施多期激励计划公司的激励效果更好,不仅绩效提升作用更强,激励效应也更持久、稳定。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股东对创新投入的反应：股权激励异质性的信号作用

以我国2017—2019年沪深两市A股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企业为样本,基于股东视角分析股东对创新投入信息的反应,探讨这一反应在股权高度集中时的变化,并考察高管团队股权激励异质性因素向股东传递信号的机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正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调节创新投入与股东反应的关系,且该效应在民企中更加显著;经营风险是股权激励异质性负向影响股东对创新投入反应的中介变量。     

管理层权力、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风险规避的倾向越明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良好的内外部监督机制能弱化管理层权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渠道测试表明，管理层权力通过削弱企业的融资水平规避风险，而对企业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拓展了管理层权力的经济后果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因素领域的文献，对引导管理者积极承担风险、加强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体系建设、维护中小股东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问题探析

股权激励制度曾被视为降低经理层代理成本、完善公司治理的良方,但安然事件等一系列公司丑闻逐渐暴露出该制度的弊端。近年来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迅速推广,一些公司通过股权激励取得了“公司业绩增长,股价上涨,投资者受益,公司高管暴富”的“多赢”局面,实际上在表面繁荣、貌似合法与市场化的背后隐藏着大量问题,部分公司的股权激励已被扭曲为公司管理层牟取暴利的寻租工具。这表明,在资本市场有效性程度低、上市公司治理不规范的情况下,不宜大规模推广股权激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