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适用性——基于市场结构视角

战略贸易政策总是与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相联系,且该产业应具有超额垄断利润和外部规模经济.绝大多数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模型都建立在双寡头的Cournot模型的基础上.从产业组织理论和贸易类型两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属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不适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而应考虑到国外同一产业的市场结构和本国的产业绩效,针对价值增值不同的产业环节,结合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实行保护程度不同的贸易政策.     

论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

日本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有较大影响。本文针对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途径和目标产业的特征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可能影响     

战略性贸易理论的发展与局限

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是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交叉领域,近20年来成为经济学研究中一个新的兴奋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又挑起了经济学中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经典争论。在本文中,我们首先综述了战略性贸易理论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而认为应该运用动态的战略方法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研究。     

析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然性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不完全竞争下的国家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在发达国家政策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一直备受争议。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如何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和创造竞争优势，完善市场结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倾斜的贸易政策保护和扶持某些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来创造和强化贸易优势，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外贸转型中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一直实行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并呈现出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迹象.比较优势战略在我国外贸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不适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自产生以来,因其在理论上以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为假设前提,比较符合当今实际,较好地解释了当前的发达国家之间尤其在产业间的主流贸易现象,它在实践上推动了一些发达国家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因而倍受学界和政界的追捧.因此,在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中,不妨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有选择性地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推动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本文在理论上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框架及其扩展进行了综述,在实践上以美国为例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案例,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积极评价,最后指出我国外贸转型中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路径选择:以比较优势战略为主,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辅,关键在技术创新,重点在产业创新.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特征在于政府对贸易进行干预,使本国企业获得竞争性优势。但在是否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及如何实施的问题上,政府部门有不同的考虑因素。政府分类鼓励和统一鼓励的选择,对企业信息的掌握程度、产品特征（产品耐用程度、产品的需求弹性等）、成本差异、行业特征、产业集中度等都是近年来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讨论的重点因素。另外,也有学者从知识外溢、实验实证、委托—代理和FDI等角度进行研究。     

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当今国际贸易的一些新现象,深受诸多学者的追捧,同时也伴随着各种质疑与批评,主要集中在掠夺性的贸易政策、苛刻的约束条件、战略性产业选择的量化标准、政策的业绩评价等方面。但学者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质却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重新梳理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体系,通过对美国二战后贸易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并与重商主义、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的比较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它符合资本主义掠夺他国财富的需要。虽然它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不能也不应成为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     

浅析如何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在阐述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含义和实施条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指出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促进产业升级,中国应该充分发挥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和指导的作用,实施强硬的和适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并提出实践中的具体措施.     

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及其应用

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完全竞争格局的事实存在,战略性贸易政策便成为一种催生事物应运而生,由于各国的贸易顺差与逆差的不平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一段时间内很难达成共识。本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实施环境、实施效果来对其进行分析,对政府干预作用重新定义论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在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今天,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球应用环境分析也是探索在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际战略意义——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视角的分析

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新兴战略性行业,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政府扶持措施,意在获取贸易利益.本文通过对战略性贸易政策产业标准的分析,发现实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战略的条件在国内产业、财政等政策的推动下,逐渐趋于成熟.我国应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走新能源汽车强国之路.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