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设非法持有公民信息罪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的规定未能完全覆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链条,不利于应对日益凸显的个人信息安全泄露事件。非法持有公民信息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增设非法持有公民信息罪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协调平衡的结果,符合刑法立法精神,对遏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充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及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具有重大意义。     

对《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本条一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探讨。既然刑法已经将泄露个人信息规定为犯罪,那么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便是不言而喻了,本文拟从本罪的认定和存在的缺陷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泄露个人信息罪的有关问题。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超个人法益之提倡

证立法益的正当性方向应是将法益与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应是个人信息自决权,以刑法规范保护个人信息具有正当性。但是直接以最严厉的刑罚手段保护个人信息自决权并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必要性与均衡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应是超个人法益,即个人信息安全的社会信赖。对侵犯个人信息罪的超个人法益的合理性,可以从刑法理论、刑法条文与司法解释、修法背景与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证立。在缺失有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基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刑法解释应保持谦抑与理性。     

组织乞讨罪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我国《刑法修正案六》新增了组织乞讨罪,本文试图从本罪的立法缺陷的探讨出发,在针对犯罪对象的规定方面以及客观方面规定的手段方式方面和在罪数形态的处理上,笔者结合实际提出了完善立法的建议。     

论非法经营期货行为及其《刑法》规制

本文认为,《刑法》在规制非法经营期货行为时应当设立“非法经营期货罪”,将该罪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并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分开.“非法经营期货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客体为期货交易秩序和投资人权益,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为交易场所外进行期货交易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罚配置方面应当调整最高刑,并增设资格刑.     

滥用公民个人金融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 ——以重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人们享受着信息高度流通带来的便利和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个人金融信息泄露乃至被滥用的风险.实践中,刑法与各部门法对公民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尚未协调统一、衔接融洽,导致在面对滥用公民个人金融信息案件时,法律适用时有产生缺位或错位现象.因此,基于权利保护平等性、个人隐私权的重新释义、刑法成文法主义与明确性原则的要求,以及域外刑事立法及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个人信息的扩张保护现状,滥用公民个人金融信息行为应当被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规制逻辑及路径上,应转变"源头治理"的立法思路,并以刑法谦抑性原则为指导,不创设新法益、新罪名,限制对滥用行为及罪名的扩张化解释,对符合违法阻却事由的个人知情同意事项进行实质性判断.另外,对行为入罪后"情节严重"的认定应当以隐私权的法益为指导、制约,避免对"情节严重"做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主体认定

近年来由于恶意欠薪、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群众上访、暴力冲突、绝食自焚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的安定和谐.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276条之一,正式动用刑罚权以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然而,在民众的一片叫好声中该罪的犯罪主体认定问题却始终困扰着理论界与实务界.事实上,解决这一困扰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的范畴,进而明确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最终确定本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这样既发挥了刑法的惩治功能又不有违刑法谦抑性.     

我国设立单一背信罪的必要性

我国现行《刑法》增设单一背信罪在理论方面、司法实践方面都有具体理由存在.在理论方面,背信罪是一种有着多年历史的财产犯罪,我国增设背信罪是历史的选择；背信罪从无到有,从特殊主体到一般主体的立法趋势,决定了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单一背信罪.在司法实践方面,增设背信罪是平等保护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客观需求,是节约法律资源的实践需求,也是改变我国行政刑法规定形同虚设局面的实践要求.     

论非法经营期货行为及其《刑法》规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认为,《刑法》在规制非法经营期货行为时应当设立"非法经营期货罪",将该罪从"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并将期货犯罪与证券犯罪分开。"非法经营期货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客体为期货交易秩序和投资人权益,主观方面为故意,客观方面为交易场所外进行期货交易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罚配置方面应当调整最高刑,并增设资格刑。     

浅析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的区别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在客观方面中的行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犯罪主体上二者是截然不同的.本文主要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等方面探讨二者的区别.     

论私募债券欺诈发行行为的刑事规制——以国内首例私募债券欺诈发行案为例

私募债券作为中小企业新型融资方式,在发行条件、发行方式等方面与传统公募债券有所区别。厦门圣达威欺诈发行私募债券案是国内首例私募债券欺诈发行案,其首次将"私募债券"纳入《刑法》第一百六十条"公司债券"的范畴,为此类犯罪的判罚提供了司法判例。但现有刑法体系下将私募债券欺诈发行行为归入"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范畴,归类不够准确;同时对该犯罪行为配置刑期偏低,给予罚金显著轻微,客观上也难以对相关犯罪分子形成有力威慑。因此,《刑法》在打击欺诈发行犯罪、明确法条适用的同时,也应适度调整此类犯罪的刑法配置,积极发挥其预防犯罪、惩戒犯罪分子的功能。     

遗弃罪的主体问题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遗弃罪的本质是对公民在家庭关系中受扶养权利的侵犯.但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司法实践中,诸多遗弃行为发生在有扶养义务的非家庭成员之间,造成了法律适用方面的难题.因此,本罪的主体范围应作适当扩大化,这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一定应把握必要的限度.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犯罪主体认定

近年来由于恶意欠薪、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引发的群众上访、暴力冲突、绝食自焚等社会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发展的安定和谐。为了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作为276条之一,正式动用刑罚权以惩治恶意欠薪行为。然而,在民众的一片叫好声中该罪的犯罪主体认定问题却始终困扰着理论界与实务界。事实上,解决这一困扰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的范畴,进而明确劳动关系的双方主体,最终确定本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这样既发挥了刑法的惩治功能又不有违刑法谦抑性。     

开设赌场罪司法认定中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开设赌场罪是刑法第六修正案从刑法第303条分离出来的罪名.是行为人自己成为主宰者,在其支配下开设进行赌博的场所的犯罪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对开设赌场罪的规定非常粗糙,开设赌场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主体和主观方面的规定均在不同程度上存有不足,诸如单位能否成为开设赌场罪主体、开设赌场罪是否需要以赢利为目的、在赌场发放高利贷行为的定性、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的区分、网络赌博等,给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疑难问题予以理论和实践的澄清,以便更好地打击赌博犯罪.     

内幕交易罪“获利或者避免损失数额”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对内幕交易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重大修改。基于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及其刑法解释具有较大的复杂性,在内幕交易罪的修改过程中与最后条文颁布后,证券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对内幕交易罪构成要件刑法解释存在不同的见解。有必要对内幕交易罪相关疑难的刑法适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细致解释,为适用全新的刑法规范合法打击证券金融犯罪提供参考。     

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拟针对06年《刑法修正案(六)》前后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主体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是责任主体的认定,是否为单位犯罪的问题进行分析,为使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更加完善提出自己的拙见。     

洗钱犯罪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本文根据国际社会和我国对洗钱犯罪的相关立法规定,借鉴我国刑法学界对洗钱犯罪已有的研究成果,具体分析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洗钱罪中“明知”含义的界定以及洗钱罪主体能否包括原生罪本犯等问题．并针对我国现有反洗钱罪规定的不足,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身份解读

我国《刑法》第180条规定,"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的主体包括两类,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其中"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是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的问题,关系到这两种内幕信息犯罪主体身份特征的解释,也关系到司法实践中对这两种犯罪的适用。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该类人员属于特殊主体,但通过参照国外相关理论和考察我国立法精神,发现通说值得商榷。     

浅议构成偷税罪的标准

为了强化税收征管,打击涉税犯罪,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刑法》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设专节（第六节)规定,“危害税收征管罪”,对偷税罪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     

论丢失枪支不报罪的主观方面

丢失枪支不报罪是<刑法>新增加的犯罪,但是对于本罪的主观方面却一直是争议频出.笔者以具体案例为基础,分析了该罪主观方面中的认识因素,并认为该罪的认识因素是"枪支丢失,可能危害社会"这种抽象的危害结果,因此,本罪应当是过失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