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在老家的收入对其住房消费影响不显著,但农民工在老家有住房对其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费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代表人口规模、住房价格等地域因素的流入地城市行政级别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农民工家庭食品消费、子女教育等非住房支出对其住房消费影响较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因素对农民工住房消费影响显著但作用有限。本文认为,解决中国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住房支付能力,增加农民工收入,完善包括养老、教育、医疗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有助于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的提高;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统筹城乡,并针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政策。     

农民工汇款的决策、数量与用途分析

本文在对农民工汇款情况做出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汇款决策、汇款数量以及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本研究发现，汇款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间接的，补贴日常家用的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同时，农民工举家外出对农民工汇款行为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举家迁移的家庭比单独外出的家庭汇款的概率少约14％，并减少汇款金额，同时会减弱补贴家用、抚养子女、建房和投资农业的意愿，不过会增加汇款在赡养父母方面使用的概率。这些结论在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干预上需要给予适当考虑。     

农民工市民化:宏观态势、现实困境与政策重点

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模式正在由过去的双向流动向相对稳定的城乡单向流动转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不断增强,农民工跨省流动向就近转移的转变日趋明显。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整体技能较低、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农民工就业难度加大、农村土地权益处理机制缺失等制约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因此,要以推进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加强农民工土地权益保障等方面加大改革和政策支持力度。     

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依据四川省农民工留守家庭及其流出地调查对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留守家庭内部的特征、外出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以及流出地经济社会状况对农民工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导劳务输出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本文依据四川省农民工留守家庭及其流出地调查对外出农民工回乡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留守家庭内部的特征、外出农民工与家庭的联系以及流出地经济社会状况对农民工回乡意愿有显著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引导劳务输出良性发展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优化——基于北京市“城中村”调研的研究

基于北京市"城中村"微观调研数据,本研究对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进行分析,测算出农民工住房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发现社会融合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且该影响存在群体间差异和代际差别,进一步利用将住房支出进行分解来识别农民工对居住空间和住房周边区位特征的细分需求特征。并结合实证研究的发现为城乡一体化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提供建议。     

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生计和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性在不断减弱。本文利用2013年12月深圳市P区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资源禀赋与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宅基地保留意愿依然强烈;其承包地退出意愿明显强于宅基地退出意愿,且受到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状况等个体资源状况及老家住房结构、是否拥有土地等家庭资源状况的显著影响。农村社会保障仅对农民工的承包地处置(包括保留和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城市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宅基地处置(包括保留和退出)意愿影响显著。因此,应在农民工资源禀赋提升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强化农民工的土地退出意愿。     

要因势利导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

农民工回乡创业既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又具有社会效益。我国建立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的服务和支持制度。是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可以通过鼓励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来探索。大力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总体上要实行尊重创业，因势利导。积极支持。完善服务的方针。     

房租负担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基于农民工“效益观”的视角

房租负担日益上升不断压缩农民工的收支剩余,而大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障碍、户籍制度隔离与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等情况下所具有的"效益观"特性——以追求返乡养老前收支剩余最大化为目标,使其更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以弥补收支剩余的降低。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房租负担上升显著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其中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的农民工的影响尤为明显;进一步还引起了农民工超时劳动。本文认为,当前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同时,加大对家庭负担较重和就业稳定较差农民工的租房保障,并进一步推进社会融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是推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于青年农民工就业及可持续发展——以重庆市为例

通过对重庆市青年农民工的走访调研和问卷调查,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业环境和面临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尽快破除二元户籍格局、建立健全社保体系、完善农民工培训体系、鼓励回乡就地创业等对策建议,以促进在新时期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青年农民工更好就业,进而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邻居类型对农民工县镇定居选择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抽样调查

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辽宁省五县镇农民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工在县镇务工时的邻居类型对其县镇定居决策存在直接影响,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未来定居县镇的概率最高;同时邻居类型还通过影响其人力资本提升这一中介变量来影响县镇定居决策,与同乡聚居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水平高于与市民混居农民工,而人力资本提升越大,农民工选择县镇永久定居的概率越高,从而人力资本提升作为中介变量减弱了与市民混居的农民工在县镇定居的概率。     

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的居留意愿是决定其是否在当地置业定居的关键要素。文章采用2016年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运用Mprobit模型与工具变量的CMP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迁移意愿对置业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愿意长期居留并落户类农民工在迁入地定居置业的概率最大,愿意长期居留但不愿落户类次之,只愿短期居留且不愿落户类置业概率最小。(2)家庭随迁规模和流动次数分别与置业意愿呈正相关与负相关性。(3)城市人均GDP与第三产业占比对农民工的置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此外,区域与流动背景对农民工的置业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建议,政府应对不同迁移意愿类型的农民工给予不同的置业补贴和信贷优惠政策。同时,在保障农民工住房权益的基础之上,建立并完善针对新市民的住房政策体系。     

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和土地流转的联合决策分析——基于全国2781份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全国2014年2781份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3SLS联立方程组模型探究了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和土地转出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流动能够提高土地转出的概率,同时土地转出也能提高农民工家庭化流动的程度。另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影响家庭化流动和土地转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减弱耕地和农村对农民工家庭的"文化性"约束,提高农民工家庭的"保障性",会促进农民工家庭化流动和土地转出。相比较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家庭化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中部地区更加倾向于土地转出,西部地区则倾向于保留土地。     

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农民工家庭在集镇购房的动因转变

作者通过对重庆市阳县凤镇马村农民工家庭购房过程的质性研究发现,集镇优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集镇的发展潜力、村庄内部带动和亲戚互助是促使农民工早期到集镇建房的主要原因。以集镇房子为关键因素的婚姻交换、村庄内部愈演愈烈的攀比、城乡公共资源"马太效应",以及政府对到集镇购房的倡导和补贴,是后来农民工家庭到集镇购房的主要原因。从主动投资到被动选择,由争着在农村盖楼演变为抢着到集镇购房,这种大跃进式的城镇化和攀比式的集镇购房热带来了诸多的问题,这背后实际上离不开国家城镇化发展政策的推动和现代性与城市对乡村共同体的霸权。     

苍梧200多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

苍梧县积极引导和支持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实施“凤还巢”工程，搭建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服务平台。工商部门开通“绿色通道”，降低门槛，简化手续，提供“零距离、零时限、零障碍”服务．鼓励和支持农民工回乡创业。新地镇农民莫建光返乡投资近20万元开办一家宝石厂，为当地30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目前，     

宿迁市积极筹集资金支持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

<正>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鼓励农民进集中住居点建房,该市以"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为抓手,积极探索优化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大力支持农村集中居住点建设。     

农民工返乡不应是“无奈”的选择

正近年来,返乡农民工、返乡家庭的数量都有所增加,这说明乡村的生活在变好,有了新的吸引力,那种以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为主的空心村现象有了改观。但实际上,现实的乡情状况仍不容乐观。从返乡农民的调查来看,大多数回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概括起来主要原因有:一是回乡照顾老人孩子和土地,便于尽责。     

农民工城市住房支持的政策因应

房价高企、房租相对高昂,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城市农民工住房问题集中释放。扼阻"积累的惯性",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需从国家层面顶层推动住房支持政策输入。文章基于农民工整体发展态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势,确定政策建置目标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设定支持农民工住房获得的基本政策框架。     

风险规避、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

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务工距离的重要因素,而风险规避与社会资本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不考虑这一相关性会导致社会资本对务工距离影响的估计结果产生较大偏误。本文选择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和家族是否有祠堂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测度农民工的风险规避程度,并将两者同时引入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全国8省24县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风险规避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务工距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规避程度越强的农民工,其务工距离越近;外出务工具有"同群效应",农民工所在家族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其远距离务工的概率越高;家族祠堂具有"社会网络效应",家族有祠堂的农民工倾向于远距离务工。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

社会理性是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重要动力机制。本文利用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构建研究假说并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了影响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社会理性因素。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异性朋友数对其配偶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子女随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满足核心家庭成员生理或情感上"失依"的需求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二,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亲属规模对其配偶随迁和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强化亲缘关系支持、构建城市社会网络支点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三,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对其配偶随迁、子女随迁、随迁子女数和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民工配偶随迁对其在城市就学的随迁子女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用脚投票"寻求与城市居民同等身份待遇、摆脱城乡二元体制排斥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第四,农民工对家庭团聚需求未满足状况的感知对其配偶随迁与子女随迁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体现了家庭化迁移以农民工缓解家庭伦理规范对其身份"合宜性"压力为潜在激励的社会理性驱力。家庭化迁移中的社会理性逻辑是迁移者"社会人"假定的有力证据,也预示着迁移行为范式由一元经济理性走向以社会理性为突出特征的多元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