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硬核”喊话的逻辑——一个法社会学的考察

重大疫情下村支书组织领导的村庄防疫是贯彻落实国家防疫安排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一过程中,村支书的“硬核”喊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村支书的“硬核”喊话直观反映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自治权力运行的具体样态。在乡村社会中,喊话主体、喊话工具、喊话风格和喊话效果的合力,促成了村支书“硬核”喊话的内在逻辑自洽。中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应在肯定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功能和价值的基础上,理性认识并合理吸纳农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赋予村支书及村党组织必要的自治权力和自治空间,并积极发挥村支书推动法治乡村建设的枢纽作用,形成农村地区自治与法治的良性融合。     

完善村民自治的十条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村庄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形式在我国已经推行了20多年。根据调研,可以就我国村庄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状况作如下总体判断: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形式导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村民自治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健全选举规范、深化自治内涵的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尚存许多问题,主要为制度框架问题和具体运作问题两大类。前者表现在目前涉及农村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把村民作为自治的主体,严重挤压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后者涉及到在具体操作过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根基,目前村民自治存在自治意识不强、自治体系不健全、参与村庄建设的内源动力不足以及村民自治管理措施不到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加强村民自治主体意识、改善村民自治机制、优化乡村治理制度、构建自治管理保障体系等方面增强主体自治效能,使村民自治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提升乡村治理效果。     

以“党建+”为抓手 健全“三治”乡村治理体系

<正>近年来,山东省东平县立足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大、村庄迁建社区化实际,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基础上,深入开展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改革与探索,取到了良好效果。一、基层党建引领改革,提升乡村治理整体新高度东平县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乡村治理体系改革的基础性工作,以党建为引领,以调动党员干部力量为重点,     

基于基层治理体系演化的农村治理危机分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治理问题一直都是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建国以来,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经历人民公社和村民自治制度两次大演变,期间我国农村也出现了三轮社会危机的演变。本文以基层治理体系演化为主线贯穿全文,从废除人民公社制、重振乡镇政权、确立村民自治制度三个历史时期探索与当时农村社会治理危机之间的关联,深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治理危机爆发的根源,研究基层治理体系的演化对农村治理危机造成的影响,理顺基层治理体系与农村治理危机的内在联系。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中国的乡镇和村落中生活着6亿多农民群众。他们繁衍生息在怎样的治理体系中,这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村民自治要有规章制度为保障。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村规民约,是对传统农耕社会制度遗产的扬弃和继承,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乡村基层制度安排。村民自治也要有组织为保障。任何制度不可能没有缺陷和漏洞。要防止乡村基层一些人或群体在制度变迁中利用制度的漏洞谋一己私利或寻求部门利益,就必须夯实乡村治理的道德基础。有的农村基层在实践探索中提出:     

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思考

分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和新公共管理的背景,确定了中国借鉴并实施新公共管理的必要性,明确需要管理的事,对乡村及其机构进行监管,减少政府行政支出,减轻基层的财务压力。通过增加金融投资,加强资本监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探索公共服务合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论述了关于新公共管理与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提出了相关策略,有效提高村庄的自治水平和自治程度,明确村庄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确保村庄自治资金的安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新时代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可以优化和改善“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使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近十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取得明显进展、乡村治理制度建设逐步完善、城乡融合和协同治理趋势逐步形成。然而我国乡村治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治理主体单一和治理观念落后、集体经济支撑作用不充分、治理制度缺失和社会保障较为滞后等。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路径包括：持续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以集体经济振兴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创新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夯实乡村治理自治、德治和法治的制度基础。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党建引领、跨层级协同与乡村超常规治理——基于陕西省Z县的调查

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和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表现出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运作逻辑。本文基于陕西省Z县推行的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实践的田野调查,从党政互动与组织联结、任务量化与压力传导、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对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的实践运行样态及其逻辑机理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建引领协同型治理是乡村超常规治理实践中生发并运行有致的一套治理机制,具有领导小组模式下的组织系统虚实结合与条块统合、指挥部模式下治理资源的跨部门协同与跨层级整合、中心工作模式下治理力量的组织动员与伦理聚合的逻辑机理。这为我国特定制度情境和实践场域中重新审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探索中,必须通过优化治理结构体系、完善治理体制机制和增强治理本领等举措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以持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何以推动乡村振兴 ——基于扎根理论的晋江市多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福建省晋江市8个村庄为案例研究区，构建宅基地退出推动乡村振兴的理论模型与影响路径，探究经济发达地区宅基地退出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实地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研究结果：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户等不同主体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宅基地退出从产业发展、乡村规划、基层治理、分类推进、文化彰显5个方面形成系统的有机整体。而土地要素激活、人地关系协调、交易费用降低与差异化退出模式的运行机理形成的“内生推力—外源拉力—系统突变力”的作用力，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目标实现。不过，基层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机会主义也会导致治理效能不足。研究结论：未来应从基层治理和乡村规划两方面设计出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整体制度，以更好地激活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协同推进农村宅基地科学有序退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1982年公布实施的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农村公共权力的异化趋向及其治理 ——来自粤北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公共权力日渐呈现异化的趋势。通过长期实际的考察和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发现,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不顺、乡村社会的无主体性以及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等是导致农村公共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要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落实“四个民主”、改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构建“乡政村治”新格局、强化村民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以及深化集体产权改革壮大集体经济等,以此实现农村公共权力的理性回归。     

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在城镇化进程中探求村庄治理之路——读陈文胜《大国村庄的进路》

正乡村治理是指如何对中国的乡村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可以自主管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陈文胜教授新著《大国村庄的进路》一书揭示了乡村治理的逻辑演变及其实质。一、乡村治理民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我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乡村治理是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发展最为缓慢的一个基层治理单位,     

项目制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转型研究

传统时期,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自治、宗族治理作为中间层的间接型治理模式,其固有的弊端使之难以适应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为此乡村治理必须及时转型。项目制为乡村治理机制转型明确了方向,使乡村治理逻辑从间接型治理逻辑转变为直接型治理逻辑。从研究"前项目时代"下传统间接型治理模式入手,进一步探寻了项目制与乡村治理转型的现实逻辑,以此发挥项目制在乡村治理转型中的优越性。     

论包容性村庄规划理念：融合管控与自治的治理

研究目的：通过对中国乡村空间治理和村庄规划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困境的梳理总结,提出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包容性村庄规划综合框架,讨论如何融合顶层设计的管控和自主治理的自治以增强治理的包容性。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理论分析法。研究结果：乡村空间治理被赋予的多政策目标致使村庄规划缺乏包容性,出现规划失效。融合管控与自治,采取互动、沟通、平等、互嵌的民主决策过程形成共同意识和统一行动,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包容性村庄规划具有多中心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能形成共同意识和共同行动,在竞争与合作的价值融合过程中实现资源整合和重组,实现有效规划。研究结论：通过关注边缘群体,包容性反映了政府治理和决策的开放程度。政策管控将通过制度创新、培养能力、促进信任、划定边界等措施增强村庄规划的包容性。信任、平等地位和合法性共同构成了村庄自治的基础,并通过一系列有效且具备成本效益的行动提升包容性。关于管控和自治孰优孰劣的辨析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