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电力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作用机制——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家庭用电量各影响因素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用电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城乡属性、住宅面积、家庭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住宅居住时长、主要电器数量等,家庭用电量对电力价格并不敏感;随着家庭用电量的增多,人均收入水平、住宅面积的影响程度呈上升趋势,主要电器数量影响系数呈快速下降趋势,家庭城乡属性对各规模用电量的影响程度较为稳定,家庭人口规模主要作用于中、高用电量家庭,住宅居住时长主要作用于低、高用电量家庭。最后,给出了因地制宜、因户制宜,差异化政策调控的建议。     

农户农作物秸秆处置利用的方式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苏、皖两省实证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废弃物的不当处置严重地危害了环境,影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江苏和安徽两省农户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集中研究农户对农作物秸秆处置利用方式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通过Logit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农户选择农作物秸秆的处置方式受到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     

专业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

从个人和家庭特征、经济收入、制度政策三个方面选取变量,对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经营户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问卷调查,并利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个人和家庭特征方面,文化程度越高、居住年限越长,在有家人陪伴的情况下,其市民化意愿越高。在经济收入方面,收入水平越高、已经购买住房对市民化意愿有着明显的提升作用。在制度政策方面,子女义务教育资格、住房公积金、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专业市场经营户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尤以住房公积金的影响更为显著。由此可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达到一定期限的市场经营户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完善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将有助于推动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人口规模、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1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理论基础研究了我国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率、家庭户规模等人口因素对CO2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四项环境污染指标产生的影响效应,建模过程中还考虑了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家庭户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主要人口因素,而城市化率对环境污染各项指标的影响较小。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及2000-2007年西部各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最大。     

休耕制度试点阶段经济补偿的绩效评估——以云南省样本户为例

以云南省594户调研样本为例,在相对收入理论指引下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对休耕农户和非休耕农户进行特征匹配,通过对比农户的家庭经济福利评估休耕经济补偿绩效,并进一步论证休耕经济补偿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现阶段休耕经济补偿导致农业收入减少16.53%,尽管非农收入能够提升8.15%,但家庭人均纯收入总体减少了14.07%,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农户参与休耕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影响休耕制度的可持续性。(2)回归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休耕经济补偿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休耕决策变量、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以家庭有效劳动力比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是休耕经济补偿绩效的关键影响因子。为提升休耕经济补偿绩效,文章从提升补偿标准,丰富休耕补偿方式,释放农业劳动力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逐步回归分析的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以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河南省为研究对象,探讨最适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及影响因素,为推进我国家庭农场规模化发展提供借鉴。采用问卷调查、电话采访和实地调查等形式进行了数据采集和对比分析,基于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家庭农场收益的经营面积、粮食单均产量等9个因素建立了单位面积收益回归模型,探索了家庭农场单位面积收益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信息化技术对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影响,并提出了三种面向家庭农场的信息化应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河南省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在12.1～13.34 hm~2之间。经过比较,基于逐步回归分析的家庭农场单位面积收益和各个影响因素方程基本一致,通过对实际值和预测值的拟合,最大回归残差仅为2.67%,二者的拟合度很高。     

基于推拉理论的重庆市旅游养老者迁移因素与迁移行为分析

随着重庆市老年人口的逐年增长,其作为客源地的旅游养老发展潜力巨大。文章以相关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以重庆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人口迁移推力—拉力理论对重庆市旅游养老在影响迁移的因素、迁移量、迁移方向和迁移者特征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一是目的地的自然环境、旅游资源及社会条件是旅游养老主要的迁入地拉力因素;环境恶化尤其是气候恶劣是旅游养老主要的迁出地推力因素;距离、迁移成本、政策法规等都成为迁出地到迁入地的中间阻碍因素;健康状况、文化水平、收入状况、家庭情况、闲暇生活状况、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及对目的地的认识程度是影响旅游养老迁移的个人因素。二是旅游养老返迁同样受迁入地推力因素、迁出拉力因素、中间阻碍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三是迁移量随地区差异程度而变化;迁移量与地区之间人群差异没有明确关系;迁移量与克服中间障碍的难易有关;迁移量随经济情况的变动而变动;一般情况下,迁移量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四是重庆市旅游养老迁移有其特定的方向,尤其是在夏季和冬季表现得非常典型。五是重庆市旅游养老者多为收入和学历较高的中低龄老人(60~79岁)。通过上述研究,以促进重庆市旅游养老及其产业的发展,为国内旅游养老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利用对山东寿光和河北定州308个蔬菜种植农户的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对农户家庭人口学特征对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投入到绿色农产品生产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农产品生产收入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显著性作用,而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数、农业劳动力、家庭总收入、是否有外出务工劳动力对绿色农产品生产没有明显影响。     

北京市居民购物出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

利用2007年北京市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把居民最常去的购物地视为一种购物出行偏好,以居民对购物地离家的感知距离作为因变量,个人及家庭属性、居住空间属性、购物活动情况等作为自变量,建立基于不同区位的OLS回归和WLS回归模型,探讨北京市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偏好的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结果表明: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内城以商业密度、年龄为主;近郊以购物频率为主,远郊以年龄为主.此外,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不同区位居民购物出行的影响不仅作用强度存在显著差异,作用方向也有所不同.     

人口变动对住宅商品需求的影响

一、人口自然变动对住宅商品需求的影响 与冰箱、彩电等耐用消费品一样,住宅也是以家庭为消费单位的,因此对影响住宅商品需求的人口因素的分析,实质上是对家庭因素的研究。其中,人口自然变动对住宅商品需求的影响,首先体现为家庭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住宅商品的不同需求,其次表现为城市人口高龄化过程中对老年公寓的需求。     

基于增强回归树的农户环保行为决策研究

文章利用江西省2 028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增强回归树(BRT)模型分析农户环保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总体上,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采取的环保行为程度较差;(2)农户的环保行为决策主要受到耕地资源特征和个人特征的影响,家庭特征次之,生态环境认知特征最弱;(3)年龄、耕地破碎度、实际耕种面积、农业收入比重是影响农户环保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实际耕种面积、农业面源污染的认知和水环境恶化的认知对农户环保行为决策具有正向作用,而耕地破碎度具有负向作用。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沙县为例

以福建沙县为例,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手艺或技能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文化因素次之,家庭人口数因素的影响最小;具体来讲,有手艺或技能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进行自我雇佣起决定性作用;地区的重商文化氛围和家族文化越浓,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容易选择自我雇佣;家庭人口数越多,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行为越有可能发生。     

人口迁移流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再分布影响着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对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中国的健康人力资本与收入增长

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本文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探讨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的作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我们估计了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收入生产函数,发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个人健康是决定中国家庭人均收入的重要因素。第二,相对而言,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第三,女性比男性的健康经济回报更大。     

城市住房价格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利用ArcGIS分析广东省住房价格的时空间变化特征,进而采用2005—2010年城市用地与扩张、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城市规模、市场政策、环境特征等方面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省内21个地级市城市商品住宅价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广东省住房价格呈现强烈的时间、空间变异;城市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对住房价格有显著的影响,但作用强度和显著度存在差异;时间固定效应表明调控政策对调控住房价格的作用在降低。最后提出保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对策。     

1990年代上海人口密度模型及演变

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单核心和多核心人口分布模型模拟了上海1990年代的人口分布模型。(1)单核心人口密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1990年代上海人口分布。Clark模型在拟合1990年的城市中心区和2000年的城市中心区以及中心近郊区时占优。Smeed模型在拟合包括郊区的全市地域范围的人口分布时占优。(2)多核心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上海的人口密度分布。1990年的模拟,上海有2个人口分布次中心,都分布在城市的核心区边缘区,多核心结构刚刚发育,城市核心对上海人口分布起主要作用,2000年模拟表明,上海有6个人口分布次中心,分布在中心区和近郊区,各个次中心对人口分布都有重要影响,多核心结构已经发育较为成熟。2000年上海人口扩散的距离较1990年远。(3)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已经从简单的单核心结构变为复杂的多核心结构。由于上海城市郊区的发展,城市郊区和原城市核心区一起组成了新的城市核心区。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日趋复杂化。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城市化背景下经济活动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利用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调查对照组6城市户籍人口调查数据,通过性别的视角,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极参与市场活动、非正规就业的分布情况以及工资差异情况进行了分析。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和多水平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女性仍然未跳出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个人的家庭角色选择对是否从事非正规就业有较大影响;工资差异主要源自于个体,地区差异不显著。     

河北县域经济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分析——基于贝叶斯地理加权回归方法

利用卢卡斯内生增长模型和贝叶斯地理加权回归方法,使用2006-2009年相关数据,对河北省136个县市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县域经济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在不同次区域间表现出很大差别,而在同一次区域内则差别不大,同一市域则差别最小。据此指出在河北县域经济发展的统筹上,应以次区域为单位进行外部协调,以地级市为单位进行内部协调。在总结各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特征基础上,对“十二五”时期河北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