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 意愿差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杭州的调查

宅基地流转是优化农村建设用地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涉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转变等问题。目前进城农民工放弃宅基地现象较为普遍,引起学界关注,有关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日增,但是对于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差异分析并不多见。基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本文在杭州市城区浙江籍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SPSS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代际农民工退出宅基地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研究发现,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影响程度不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退出意愿。本文建议针对影响因素的差异性,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通过增强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减弱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引导农民工退出旧宅基地。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农民工问题解读

从社会转型视角对农民工问题的解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从农民工劳动契约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说,原来单位制所承担的经济与社会整合功能的统一随着单位制的解体而弱化,其后果是原来单位内可以化解的劳动争议爆发出来;发挥有机整合功能的社团组织和职业共同体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组织维权更多的是采用基于血缘、地缘维权的方式.其次,是契约环境的转型,即从熟人社会的契约环境向陌生人契约环境的转型,其困境在于熟人社会的"场域"缺失与关联博弈的断裂,导致契约的社会声誉机制弱化.第三,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利用机制来说,是从完全依赖"强关系"网络而生存,转向更加重视利用"弱关系"网络中所蕴含的社会资源.     

农民工“半城市化”问题再探讨——以X县进城购房农民工群体为例

农民工城市化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中。把城市化看做是一个过程,则"半城市化"就是农民工还需依靠农村资源进城居住及完成家庭再生产的阶段。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城购房农民工群体的分析发现,"半城市化"阶段的农民工家庭通过代际分工形成"农村支持城市"机制,农村社会系统既为农民工进城提供各种资源,又为农民工城市化提供社会保障。"半城市化"是农民工应对城市化的积极适应阶段,对中国城市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启示我们,有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是坚持当前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农民工在农村的基本权益。     

乡俗惯性与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经验研究

乡俗惯性的延续往往被认为是农民工适应城市文化与融入城市社会的不利因素,但其对农民工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究竟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的经验证实.文章利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实证分析了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纠正了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乡俗惯性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社会善意倾向等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印证了农民工乡土本色的积极作用.(2)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乡俗惯性的保留能够使农民工更积极地加入务工地的老乡会,借助于这种跨地域正式社会网络组织的资源支持和风险分担功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工的主观生活质量.(3)乡俗惯性对农民工主观生活质量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因城市居民的积极接纳态度而变得更为强烈,且这种提升效应存在一定的代际差异.上述结论说明,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塑造农民工的传统文化自信,提高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规范化发展以乡土文化为依托的农民工城市初级社会网络组织,能够帮助这一群体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与可能

法律作为政府进行社会整合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实现政府对农民(农民工)、农村有效的社会整合.契约环境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客观上需要农民工的信任机制由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转型,而良好的法律素质有助于实现农民工在陌生人社会里的权益保护与冲突化解.机械团结向有机整合的转型客观上需要回应型法律进行社会分工协作的规范与协调,而农民工社会失范行为的依法规正,有助于其实现自身市民化、现代化.但无论是在政府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农民工自身层面,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都存在现实的难题,因而农民工社会整合的法律实现是有限的.     

情景化日常生活与阶层地位的获得——基于沈阳市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日常生活方式上明显区别于第一代进城农民工。对沈阳市服务性场所服务员日常城市生活作了个案研究。作为社会分层多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从农村到城市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主观与客观双方面上重构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阶层地位,一种固定情景化的生活模式正在形成。外部存在的国家传统制度政策的限制以及城市社会体系的排斥都进一步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本群体共同利益与共同生存条件的认识,情景化的城市社会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对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未来的发展前途与最终社会归属提出严峻的挑战。     

采取多种办法保障农民工的利益

城市职工与农民工的不公平社会状况是历史的延续,自然也需要一定时间来扭转。在目前政府很难有能力在短期内大面积提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的情况下,保障他们的利益,更应该从他们最起码的需求着手。也只有这样,把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制这一政策才具有真正意义。 1.减少各种各样的收费,给予农民工更多的     

各类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境遇及其作用

农民工在城市会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难,如子女教育、户籍限制、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问题,同时,不同工作性质的农民工群体还具有各自独特的境遇。根据农民工在城市的职业、生活状况及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划分为以下几个群体:1·在城市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普遍比较差,干的是不少城市工人所不愿干的脏、累、重、险的工作。建筑行业中农民工占到了80%,主要分布在各国有和民营的建筑工程公司,随着建筑工地的变动在各地辗转迁移。这部分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其主要目的是为挣钱供养农村家庭而非进城定居。他们是城市基础设…     

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及应对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身份认同是广大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安居乐业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却面临如下困境:法定户籍与实际居住地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难;乡村记忆与城市体验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进城期望与生存状况的冲突造成身份认同的迷茫。针对上述困境,文章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研究

本文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创新的动力机制。其推力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市场竞争机制、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制度创新和经济全球化等,而拉力则涵盖了城市化进程、巨大的资金缺口和投融资主体自身利益等。     

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研究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着较严重的社会责任问题,这既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也成为企业自身持续成长的瓶颈,因此亟需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解决方案。作者试图从政府推动、社会推动、法制推动和利益拉动等四个方面建立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以借助机制的长效推力解决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为政府实现长效管理、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支持。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使人口城市化呈不完全、非正规特征。以上海为例,主要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评价其目前的市民化水平,分析影响其市民化转变的主要因素,从一个侧面探讨和揭示中国不完全、非正规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阶段性与规律性。目前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然取得较大进展。     

家庭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2013年重庆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探测性因子分析方法,从家庭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至少包含社会网络融合、文化融合、经济融合、心理融合、职业融合等五个方面;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合总体水平偏低;制约农民工家庭进一步融入城市的主要是职业和经济因素;家庭月收入等多重因素对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合具有影响作用。     

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采用2004年广东省城市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发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社会因素都显著影响了居民自身的社会信任水平。年龄越大、单身、有除工作外的其它收入来源、有宗教信仰、担任管理人员、职业变动越少、越乐观、对生活或工作的满意度越高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次,日常所讲语言不是其所在城市最通行语言、在出现经济困难时得到过街坊邻居、居委会或街道办的帮助、在本市居住的时间越长、在18岁之前就居住在本市、出生地在本省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第三,对政府、媒体、消费者协会的评价越高以及对工会组织评价越低的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此外,居民的各种信任分布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我们的研究为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信任发展视角: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稳定和谐的社区建设、政府治理的改善、媒体作用的发挥以及消费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成长。     

Social norms and trust among strangers

We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a social norm of trust and reciprocity among a group of strangers via the “contagious strategy” as defined in Kandori (1992). Over an infinite horizon, the players anonymously and randomly meet each other and play a binary trust gam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investors with proper incentives to follow the contagious strategy, there is a sufficient condition that requires that there exists an outside option for the investors. Moreover, the investorsʼ payoff from the outside option must converge to the payoff from trust and reciprocity as the group size goes to infinity. We show that this sufficient condition is also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sustain any sequential equilibrium in which the trustees adopt the contagious strategy.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 contagious equilibrium only supports trust if trust contributes almost nothing to the investorsʼ payoffs.     

农民工问题的困境及其消解的途径

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社会管理制度的问题,更是人的现代性获得的问题,人的现代性的核心是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思想意识。这种现代性不仅需要农民工作为现代社会主体而具有,而且要求我们的社会管理制度在完善过程中给予体现,双方共同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城市拆迁进程中弱势群体的风险治理

作为城市化建设的必经过程和必然趋势,城市拆迁的主旨是持续稳步推促城市化进程的展开,改善和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标准。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城市拆迁非但没有达到城市化进程的初衷,反而制造了新的贫困和弱势群体。与以往研究拆迁问题的角度有别,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对城市拆迁问题进行探讨,对现行城市拆迁决策及其相关补偿安置制度进行反思,可以重塑政府责任伦理机制与矫正制度化风险,并能探寻政府风险管理和规避的应对策略。     

游憩带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推动机制探析

城市游憩带的发展对城市化进程推动作用的研究在休闲游憩产业领域中逐步受到关注。以乌昌经济一体化为背景。建立和完善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和米泉市三城市间城市游憩带，并将游憩带作为三城市的中介，使泛乌鲁木齐城市群成为可能，以此增强城市化向全疆的辐射作用。同时着重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和地域生态四个方面分析游憩带的完善对泛乌鲁木齐城市化推动作用，初步构想利用综合指标体系量化分析游憩带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以期作为调整与完善城市游憩带的理论依据。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与城市融入分析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和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利用2010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农民工在城社会保障状况做了分析,并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研究了社会保障状况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参与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对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的提高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有积极影响。缴纳过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相比未缴纳者城市融入水平更高;居住在廉租房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起正向作用,而居住在免费房或租房则起着反向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研究：特征、类型、因素及对策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是构建和谐人格、和谐社会的迫切性要求,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了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的特征、类型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偏见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作了理论上的探讨,进而对社会偏见现象和构建自我和谐、和谐社会目标提出合理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