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上海人口密度模型及演变

以两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单核心和多核心人口分布模型模拟了上海1990年代的人口分布模型。(1)单核心人口密度模型能够较好地描述1990年代上海人口分布。Clark模型在拟合1990年的城市中心区和2000年的城市中心区以及中心近郊区时占优。Smeed模型在拟合包括郊区的全市地域范围的人口分布时占优。(2)多核心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上海的人口密度分布。1990年的模拟,上海有2个人口分布次中心,都分布在城市的核心区边缘区,多核心结构刚刚发育,城市核心对上海人口分布起主要作用,2000年模拟表明,上海有6个人口分布次中心,分布在中心区和近郊区,各个次中心对人口分布都有重要影响,多核心结构已经发育较为成熟。2000年上海人口扩散的距离较1990年远。(3)随着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分布的变动,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已经从简单的单核心结构变为复杂的多核心结构。由于上海城市郊区的发展,城市郊区和原城市核心区一起组成了新的城市核心区。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变化日趋复杂化。     

基于GA—BP神经网络的人口预测研究

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准确地预测,对于国家社会发展计划特别是制定生育政策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探讨了基于遗传算法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的原理、构成以及实现方式,该改进模型可以有效提高BP网络模型的性能。同时将此模型用于我国人口数量的预测,选取我国1982．2010年的人口数据,检验结果平均误差仅有O．0494％。用该模型预测2011-2020的人口总量,预测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总数的增长已得到有效的控制。     

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一个区域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人口质量和人口分布等人口的综合状况对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0年为基期标准,运用适于经济发展的人口规模测算模型(EOP-MM模型)对湖南省2001—2009年的适于经济发展的人口规模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实际人口规模不适于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现状,并对如何缩小其间的差距,从人口数量控制和提高适度人口容量两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适度人口的三维动态建构

对适度人口作了全方位的阐明,分别包括三级内容(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三个方向(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生态和人口与社会)和三个阶段(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人口),确定适度人口的方法,应是动态、优化和和逆向的综合过程。     

新疆绿洲经济承载力预测分析

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依据一定的生活标准,测算新疆的经济承载力.通过实证分析,2002-2008年新疆经济承载力低干实际人口数量.依据模型的性质,模拟预测2009-2015年的经济承载力和实际人口数量,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长,经济承载力高于实际人口数量.     

李庄乡人口发展控制探讨

本文从分析人口现状出发,建立人口预测模型,进行多方案预测,结合社会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趋势,提出人口数量发展目标与控制措施。     

“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单独二孩"政策广受社会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普遍认为其可以延长人口红利的持续期。本文基于人口红利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湖北省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情况,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红利的影响机理,然后基于湖北省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未来30年人口发展的预测结果,评估了"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影响。基本结论是:"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红利效应较小,但是对人口结构红利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可持续深化人口素质红利。要继续有效实现和收获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素质红利,应尽快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对现有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湖南省未来人地关系与人口承载量研究

本文在预测湖南省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按中方案人口,高投入粮食产量估算了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２０ 年粮食的供需状况,预测了不同投入水平,不同消费水平的人口承载量,并按承载力指数将全省各地市划分为富余、临界两类地区,最后提出协调人地关系和提高人口承载量的对策。     

流出人口与农村家庭户特征——基于流出地的分析

从迁出地(农村)角度出发,利用五普千分之一原始数据,以家庭户为基本分析单位,比较了有迁出人口和没有迁出人口的家庭户的部分特征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和负二项回归,分别分析家庭特征对人口迁出及迁出人数的影响作用。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家庭户才会有迁出人口。证明了所提出的假设:在以家庭或家族为经济活动单位的当今中国,个人的迁移行为,除受个人因素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之外,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移有着显著的影响作用。     

中国人口、家庭户与住房需求预测研究

我国未来住房需求的变化将受到人口、家庭户数量和结构变动的影响。在人口预测的基础上,采用扩展的户主率家庭预测模型,假定分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性别的户主率不变或变化的情况下,预测未来家庭户的数量、结构情况。在此基础上,结合2000年普查得到的不同家庭户类型住房情况的信息,对未来30年我国城乡居民住房面积和间数的需求进行了预测。由于人口和家庭户的增长,我国居民住房面积和间数的需求在未来三十年将持续增长;由于家庭户数量增长速度超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按家庭户变化预测的未来居民住房的需求较大;由于人口和家庭户结构的变化,未来三十年的住房需求在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年均新增住房需求的增长在2015年前虽波动起伏,但变化不大; 2015年之后,年均新增住房需求将逐步下降。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人口生态视角下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研究

保持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实现人入口生态平衡,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已使我国人口生态问题日益显现.文章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根源,从生育文化、法律法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奖励帮扶、人口政策等方面提出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对策.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试论煤炭城市人口自然结构的演化特征－以淮南、淮北市为例

以淮南,淮北两个典型煤炭城市为案例,对煤炭城市的人口增长机制进行了研究,采用不同年份的人口普查资料对其人口的自然结构及其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初步概括了煤炭城市人口自然结构演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Fert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A quarter of the total increase in emissions is attributable to the growth of emissions per capita, whereas three-quarters are due to population growth. This evidence notwithstanding, demography in climate–economy models typically follows exogenous trends. We develop a climate–economy integrated model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through a quality–quantity trade-off.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social optimum requires two complementary instruments: a carbon pricing policy and family planning interventions. Global population increases and reaches a peak, depending on the scenario, between 11.6 billion in the social optimum and 14.6 billion if only carbon prices are implemented. Fertility costs (i.e., the net present value of the climate-related costs per child) are in 2020 estimated to be about 22,000 euros in the “social optimum” scenario, and about 88,000 euros in the “second-best with fertility taxes” scenario. Carbon pricing tends to have a rebound effect as it increases population growth leading to higher future emissions.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e effects of fertility choices and global population on climate change, quantifying the cost of neglecting the interaction.     

Fertility and housing

Young households in Hong Kong face particularly steep increases in house prices and low fertility despite low gender wage gaps. The model of fertility and housing in this paper explains why fertility decline need not reverse as female wages rise relative to male wages where housing land is scarce. For given house prices, demand for children may rise with female relative wages if housing comprises a sufficiently large share of childrearing. If the user cost of housing falls with rising house prices then fertility also rises. For endogenous house prices, however, growth in wages and a burgeoning working age population raises the market price of housing. In turn, fertility no longer rises with female relative wages. The analysis provides a novel mechanism whereby high population support ratios depress fertility and the results fit recent evidence that house prices affect fertility.     

A general dynamic model of 19th century U.S. population change

"The pattern of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in 23 northern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1790 to 1900 is examined using a general dynamic approa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rti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growth is analysed within a single settlement model and a control solution is produced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behaviour reacted to changes in land availability, eventually leading to population stability in rural areas."     

“大人口”管理体制的构建

随着生育率进入超低水平,中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口工作的目标已经从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针对新的目标,政府缺少一个相应的体制。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一个理想的"大人口"管理体制应该是将所有管"人"的部门整合成一个部门,从而形成一个针对各类人群的政府体制,其工作对象涵盖儿童、青少年、育龄人群、老年人、妇女;甚至应该包括具有某类特点的特殊人群,如残疾人、贫困人口;以及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工作等。其功能主要是针对人口问题实行统筹决策、统一规划和全面协调。我们给这个机构起名为"人口和家庭发展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