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的指导方针。"十一五"期间,陕西积极实施"两个统筹"战略,推动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和分布出现了可喜的变化。目前转型期各种新问题交织,面临的人口形势依然严峻,统筹任务艰巨,需要树立全局的、均衡协调的发展观,综合运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加大统筹力度,落实统筹措施,创新人口社会管理的体制机制,以期推动全省"十二五"人口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于“大人口”工作模式的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大人口"工作模式相对于"小人口"工作模式而言,在工作的目标、任务、机制、体制和格局上有"五大转变",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学理论和科学发展观,具有科学性;符合我国人口计生工作实际,具有可行性;符合人民的福祉追求,具有普惠性。这是一个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新模式。     

地方政府“层层加码”与人口城镇化推进——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的实证分析

在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府际关系格局下,上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往往通过下级政府逐级"加码"的方式来实现。基于"十三五"规划文本中关于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数据,从省级政府、地级市政府两个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以及缩小二者差距目标三个角度,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在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逐级"加码"行为。具体表现为:(1)在省级政府层面,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累计增加目标都显著高于中央政府目标。(2)地级市政府行为具有策略性,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低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高的"加码"幅度;当本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基期值已经高于上级政府目标值时,地级市政府会选择较低的"加码"幅度。(3)不论是在省级政府层面还是在地级市政府层面,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都要显著高于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目标的"加码"程度。地方政府的这种"加码"行为有利于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缩小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的政策目标,但也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城镇化率崇拜"。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统筹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健康发展的唯一途径.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持续快速的发展以及我国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问题也越来越为突出,人口过剩、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最为突出的三大问题.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雾霾"已经成为北方甚至南方居民们茶余饭后最常谈论的一个词、一种天气、一份心情、一条朋友圈、一个国家环境好坏的"标志".虽然我们沐浴在时代进步,经济发展的好时光里,但一出门就要捂紧口鼻,严防PM2.5的环境质量,却让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政府和社会和我们广大人民迫切要处理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真正做到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居民才能真正的感受幸福感.本文通过分析人口、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实际,指出人口与环境发展的现状以及发展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人口老龄化对环境的影响,阐释人口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城乡统筹与人口发展

城乡统筹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包含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两项重要内容。基于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快速城镇化,城乡统筹将是未来一个时期深化改革、赢得发展主动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其中关键是人口问题,核心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出了推进城乡统筹、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建议。     

人口政策的调整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

我国当前必须坚持和完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这是由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是由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态势决定的,是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决定的。从公权私权关系的角度提出"鼓励二胎"、主张借鉴国际社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认为我国人口风险在积累因而需要调整人口政策、从人口总量发展的数学逻辑角度提出调整人口政策、认为现行人口政策产生出许多实际问题因而要求调整,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当前,应围绕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到零,同时促进人均绿色国民收入取得明显增长这一主要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结合起来,把解决人口问题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把养老保险逐步转向以社会保险为主,促进流动人口的统筹管理。     

从计划生育管理到社会公共管理——简论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

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人口管理变革,具有人口现实、人口政策和人口管理理论三个维度的逻辑起点,其目标应当是努力体现人口管理的本质,将人口管理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内容,纳入制度化、长期化和综合化的管理轨道。其实现路径从理论上讲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比较审慎的、在现有体制框架下的改革;另一种是比较激进的、超越现有体制框架的改革。     

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考

城乡统筹发展是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决策的基本要求是城乡互通、城乡协作、城乡协调、城乡融合;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具有特点不尽相同的阶段性,困难点在农村社会,根本在于体制和机制,最重要的是要"以人为本".本文对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城乡劳动就业与人口布局等问题作一些思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研究人口流动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实现城乡环境统筹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效应模型,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全面分析人口流动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于环境污染防治呈现出正向作用,我国整体上已经跨过了人口流入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倒"U"型拐点,但是在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同时产业结构和政府管制水平都对环境污染治理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论文建议从加快城镇化进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三方面进行完善,在推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前提下提升环境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环保需求。     

强化服务 开拓创新 实现人口和计生工作新跨越

陕西省华阴市计生局坚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统筹发展,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主线,以稳定低生育水平为核心,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利益导向,强化优质服务,创新工作机制,人口和计划生育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突破。     

完善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河北省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借鉴加拿大、德国、法国的农业人口养老保障制度,结合河北省实际情况,应先建立一个与低收入水平和低缴费能力相适应,低水平起步、低费率和低保障待遇的过渡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需要政府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     

“五普”至“六普”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

利用2000年和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人口数据,对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进行了估算。在"五普"至"六普"期间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已成为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在面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模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候,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从政策和制度层面为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在城镇里安居乐业,从而巩固人口迁移对中国城市化的贡献,使中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     

人口扰动下的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

非正常因素导致的新增人口背离正常规律的波动,称为人口扰动。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借鉴人口再生产惯性理论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陕西省青年、老年人口规模均呈现出周期波动特征,两组人口波动周期相近,青年人口波动振幅略高于老年;波峰波谷交错出现;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将以100年左右为周期波动。人口扰动引起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仅靠社会保障、就业促进制度的完善难以彻底解决,必须依靠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     

基于两种新型灰色模型的中国人口预测

人口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灰色系统.根据1949-2005年中国人口发展的最新统计资料,提出并建立离散灰色增量模型和新初值灰色增量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到2006年底中国人口约达13.1471亿,到2010年将不超过13.408亿,2020年不超过13.911亿,2030年约为14.26亿,2040年约为14.50亿,到2050年约为14.66亿.     

城市实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城市实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出台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需要进行可行性论证,以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从苏州市来看,实行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具有可行性,但也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充分论证,认真决策。     

试论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激励机制

我国的事业单位体制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建立的,并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成长,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事业单位体制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事业单位改革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目前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才激励机制层面研究比较少,应在这一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努力探索事业单位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的改革问题。     

村落视野中的人口“数字游戏”及其省思

在特定的村落场景中,探讨了人口“数字游戏”的现状、运作规则及其生成机理。村官在数据建构时玩弄的“数字游戏”可分两类一种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地虚报或瞒报数字;另一种是因袭传统的统计标准,随意报送与人口现实不符的数据。前者是基层政治操纵的结果,后者则折射了当下科学统计标准的阙如。在政治体制缺陷与科学统计缺失的双重夹击下,村级的官方统计不求准确,有的甚至是扭曲的。乡村统计实践追根溯源仍在很大程度上为政治所裹挟。这一切彰显了有法不依的尴尬和学术滞后现实的悲哀。强化问责惩处机制自不必说,改变用数字来衡量政绩的体制也势在必行。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者也应反躬自省在解决与现实剥离的含混统计以及在面向现实生活上的使命。     

非正式制度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社会”的性质,因此非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比在城市社会中更为重要,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考虑非正式制度的因素,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 二者共同发挥着作用。     

北京市人口变动对基础教育的影响

北京市从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分布的变化,小学生生源减少,由此产生了小学资源的调整问题,继而又将产生中学资源的调整问题。21世纪前10年,是北京市中学生生源锐减的时期。为应付上述变动,应有所准备。     

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通过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考察了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及其影响因素。近年来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不断增加,人口流动之后推迟了初婚年龄。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特征表现为男高女低、农业户口低于非农业户口、少数民族高于汉族的特点,且随着自身和配偶教育程度提高而推迟;新生代流动人口跨省通婚的,其初婚年龄高于省内通婚的。在就业特征方面表现为经济能力较强者可能会比经济能力差者初婚年龄来得低。此外,乡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初婚年龄更多受通婚圈、配偶教育等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而城城流动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受自身教育水平、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