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机会主义与定向增发折价——兼析制度变迁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时发行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普遍存在较高的折扣率,大股东机会主义是造成定向增发高折扣率的重要原因。文章通过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定价过程的分解,以定向增发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累积超额收益率和发行价与基准价之比直接度量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并检验其对增发折扣率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向大股东进行低价增发的事实,在基准价格确定以后,大股东可以通过调整发行价与基准价之比来实施其机会主义行为,从而达到攫取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目的。而在询价机制引入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增发后股票业绩与公司盈余管理

本文旨在考察增发长期价格效应的盈余管理观,以股权分置改革后实施公开增发和向大股东定向增发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公司盈余管理对两类公司长期股票业绩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开增发后长期股票业绩显著为负且与增发前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向大股东定向增发后长期股票业绩显著为正且与增发前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结果支持增发长期价格效应的盈余管理观,也证实中国上市公司增发过程中存在大股东利益侵占。     

定向增长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掏空、支持与定向增发折价——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国内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案例为样本,研究了国内资本市场上定向增发折价的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定向增发中的特殊增发制度安排以及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是定向增发折价存在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增发对象为大股东的定向增发有着更高的折价,同时,在面向大股东的定向增发中,以非现金的其他资产为增发方式的定向增发折价更高,这说明定向增发折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大股东支持上市公司的补偿。     

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与股市波动——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市脆弱性模型推导及其政策含义

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并不能消除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全流通时期,大股东理性参与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资产注入及其后的股份减持很可能诱致股市的过度波动。对这种股市过度波动所引致的股市脆弱性机理我们进行了模型推导和因子分析。分析表明,牛市中,大股东参与定向增发、资产注入会导致牛市的助涨。而当熊市来临时,大股东会停止资产注入并减持股份,进而起到熊市助跌的作用。针对由此引起的股市脆弱性,监管部门应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投资者情绪、异质预期与定向增发公告效应

以沪深两市定向增发新股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证券分析师预测偏差程度作为情绪与异质预期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高低和异质预期差异大小与定向增发新股长短期公告效应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情绪与异质预期作用下,投资者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题材宣告后普遍能获得正的短期累计超额收益和负的中长期购买持有超额收益;在短期内投资者情绪低落情况下的定向增发公告效应低于投资者情绪高涨情况下的公告效应,在中长期内则相反;当投资者情绪与异质预期两者交互叠加作用时长短期公告效应变化更为强烈.从定向增发模式来考察,整体上市的公告效应更加显著.     

定向增发缘何演变成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工具?——基于驰宏锌锗案例的研究

以驰宏锌锗面向大股东定向增发为案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将股改与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的真正原因进行剖析,结果显示:大股东通过将股改和定向增发捆绑于一起来操纵定向增发发行价格和利用低质资产认购股份,巩固了其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地位,获取了控制权收益,从而使得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另外,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规则制定者的政府所设计的非公开发行制度存在的缺陷致使大股东利用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方便地通过定向增发这一关联交易"谋求"到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加剧了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控股股东整体上市与定向增发的短期财富效应

通过考察控股股东利用定向增发实施整体上市的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后发现,此类事件在短期内获得了显著为正的财富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形下,发行对象只有控股股东的整体上市事件具有更大的短期财富效应.控股股东认购定向增发的股份比例越大,则整体上市的财富效应越强.同时发现,在整体上市前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变化越大的公司,市场反应越积极.经验证据也表明,定向增发这种新兴的财务行为的确存在国外研究所发现的监督效应与确证效应.     

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利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债务违约风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且这种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而不具有产权异质性;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债务违约风险通过施加“心不足—管理层风险偏好限制”和“力不足—融资约束限制”降低了企业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债务违约风险带来的研发强度下降是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为缓解“心不足”和“力不足”的问题,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政府研发补助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但该作用存在明显的产权和地区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2010—2021年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年度报告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合作伙伴动态性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转型分别对企业探索式创新、利用式创新具有赋能效应与“过犹不及”效应，而合作伙伴动态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间发挥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较大的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活动的作用效果更明显；（3）经济后果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企业双元创新作用于企业经营绩效与价值绩效，具有短期绩效激发和价值增值功能。     

企业创新来源: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以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论显示,信贷市场发展具有提高企业创新参与概率、减小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均存在正向作用;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发展对国有企业创新参与的促进作用大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规模的作用要小于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信贷市场、股票市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对高融资依赖型行业创新参与和创新规模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一般产业和低融资依赖型行业。     

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调节作用

目的/意义根据行为金融学假说,股权结构影响着联合风险投资机构的行为,大量实证结果同样表明,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机制十分复杂,甚至存在一些非线性关系,因而基于股权结构研究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2013—2017年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联合风险投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结果/结论研究结果表明,联合风险投资正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股权结构在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即大股东持股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股权制衡发挥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应当尽量采用联合风险投资,同时将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企业家创业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省级工业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创业是促进创新,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创业、创新活动的市场化效果出发,着重考察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层面下企业家创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差异。基于2006-2013年省级工业企业的动态面板数据反应模型的结果发现,企业家创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滞后期的企业家创业的正向影响和企业创新累积效应均很显著;与外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家创业对以新产品表示的企业创新的影响程度偏低;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企业间产品创新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竞争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资企业彼此间存在强大的创新溢出效应,而我国企业创新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的创新溢出效应,我国企业间普遍存在盯住外资企业的行为可能是导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彼此间的创新溢出效应较低的主要原因。     

创新型企业内外部治理效应与创新能力的关系研究

目的/意义内部治理效应和外部治理效应是影响创新型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对公司内外部治理要素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研究。方法/过程以2016—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的590家公司1180个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线性统计回归方法,对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产品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结果表明:适当集中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企业创新能力无明显关系;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能有效促进企业发挥创新能力。因此,可适当增加中小股东股份、加大对高管的股权激励力度,以提高其创新积极性;尽可能发挥外部市场竞争机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协同效应;监管部门除了制定适应创业板上市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规外,还要定期对其治理效应进行检查评价。     

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

ESG表现的改善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形象,而且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多重积极影响,包括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代理成本减少笑效应、内部控制优化效应等,而这些积极效应又将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的分析发现：ESG表现的改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其中存在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优化内部控制等影响路径;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重污染企业比非重污染企业更强,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初创期和衰退期企业更为显著;市场化程度对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在市场化水平较低、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较高、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ESG表现改善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应加快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ESG体系,推动企业积极实施ESG战略以及ESG信息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企业的ESG表现提出差异化要求,在强化外部监督的同时激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ESG投资。     

研发投入对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效应:来自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在微观上估算了我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考察RD与TFP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RD对生产率的提升存在滞后效应,并且滞后效应在民营企业中尤其显著。第二,RD不但未能提升当期生产率,甚至存在负效应。第三,市场竞争和人力资本通过研发对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边际影响,即:市场竞争越激烈,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研发对企业TFP产生的提升效应就越大。并且这种边际效应在国有和民营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有着清晰的政策含义,即在长期持续增进研发的同时,提升竞争与人力资本水平。     

异质性企业、大股东风格差异与控制权的双面治理效应——基于制度与企业特征调节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新证据

不同控制权配置风格的大股东,在治理效应上表现出双面性：一些大股东会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损害公司价值而表现出掏空效应;而另一些大股东会给企业注入资源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表现为支持效应。而且双面效应随着大股东配置特征改变而发生转化。本文有别于前人研究,选取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稳定时期2007—2011年的9019个样本数据,设计有效变量控制企业异质性特征影响,从大股东控制权配置视角研究其对公司价值的支持与掏空效应。研究发现国家大股东有明显掏空公司特性;法人大股东随着控制程度的变化,从支持机制向掏空机制转化,对企业价值影响呈现出倒U型特征。     

银行持股真的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产权性质与R&D投资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银行作为股东和债权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从产权性质和R&D投资异质性视角研究银行持股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投入;（2）银行持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创新,但对于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3）银行持股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对于开发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市场势力与企业创新

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面临环境规制时可以通过研发创新实现波特效应，也可以通过转嫁合规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本文利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地评估了环境强监管对具有不同市场势力的上市公司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创新，市场势力本身与企业创新呈现倒“U”型关系，同时市场势力显著抑制了新《环境保护法》的波特效应。     

企业与利益相关人的共生

企业的使命是为社会创造财富,为此必然会与他人发生交易关系,企业是在与利益相关人的互动中达到盈利目的的。商场不是战场,商业活动中的价值观是双赢和多赢。企业与利益相关人的共生是商业活动的新的伦理观,企业在战略中必须重视利益相关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