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债券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绿色债券的发展现状,提出推动我国绿色债券市场专业化健康发展的措施。采用对比分析法研究了绿色债券的特点和制约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因素。研究发现我国绿色金融债发行量最大,民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的规模偏小,企业环境信息批露不充分将会产生筹集资金用途错配的道德风险,投资人投资公益类绿色债券的内在驱动力不足。研究结果表明: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功能,继续扩大绿色债券直接融资规模,加强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责任;推出更多的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扩大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建立环境信息征信系统,充分批露企业环境责任信息;严格资金监管,保证绿色债券发挥特定的功能;培育储备绿色金融和绿色项目管理的专业人才。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与金融业融合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得到迅猛发展,产业规模的壮大对融资也产生了新的需求,同时也给金融业带来新机遇。文创产业如何与金融业有效融合,已成为业界关注的重点。文章从产业融合角度来探讨融合的模式及路径,并提出相应建议。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发展评价——来自上市公司的数据资料

在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背景下,企业绿色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基于以往绿色发展研究述评,界定了企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并从绿色经营管理、绿色产品和技术、节能环保绩效三个维度构建了企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绿色发展相关资料,通过量化后对企业绿色发展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发现,传统"三高"行业和处在绿色产品研发前沿的行业中的企业更加重视绿色发展。进一步分析了10个细分行业的绿色发展特征,最后提出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建议。     

产业约束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深入嵌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就企业自身而言,产业的相关变革可能约束了企业的一系列相关行为,这种行为在短期来看,应是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成本的;就长期来看,会有声誉、绿色绩效等利好因素影响。基于产业约束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探讨,旨在理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产业外在因素影响情况以及在产业因素影响下的企业如何履行其社会责任,披露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问题。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创新--产业信托投资模式

投资总量不足是环境基础设施投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办法之一是建立和完善商业融资机制。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通过信托平台以产业信托投资的模式撬动广泛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是环境基础设施市场化融资工具的运用和创新，从而推动信托成为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动力。     

信托:資本市場的一個支撑點

当前,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信托投资业普遍面临着信托体制改革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压力,因此信托业如何适应改革,探索新路,成为大家讨论关注的热点之一。对信托投资业发展的方向我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实施信托分业,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了解可供信托财产的来源和与之相适应的信托机构的需要,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对适应信托主业的信托机构,积极扶持,加以引导;对经营不善违规严重的信托机构,可以明令撤销或清产改组;对业务重点在於证券经营、房地产业或投资业务的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关于我国保障房建设融资的信托方案

近几年来，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住房建设加速，规模不断加大，相应．建设资金需求也在递增。为了解决廉公租房融资困境，推出有利的融资模式。本文将重点介绍廉公租房融资的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信托方案，并根据我国国情分析保障房建设PEITs信托方案的可行性，提出相关建议。     

论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

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源起于美国,现在逐渐被各国所接受。我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劳动者权益保护、股东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立法层次不齐、面临实施障碍。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增强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构建多层次社会监督体系是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房地产信托“准基金化”模式研究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是指信托公司通过制订信托投资计划,与投资者（委托人）签订信托投资合同,通过发行信托受益凭证或股票,受托投资者资金,然后进行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并委托、聘请专业机构实施具体经营管理的一种资金信托投资方式。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的实证研究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下，绿色信贷政策如何运用配置信贷资金的手段来解决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了一项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选取2009-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对重污染企业创新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本文以企业技术创新为视角，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重污染企业参与创新的原因,还为后续深入落实绿色信贷政策以及建设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研究——来自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科技的创新投入实现技术突破。而资金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显得非常重要,既要推进社会资本投资,也要政府做好政策与资金的引导工作。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取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2015—2019年的数据来分析政府补贴、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投入都具有抑制作用,并且债权融资的抑制程度强于股权融资;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具有抑制作用,而国有企业股权融资对创新投入并不会产生影响;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促进作用强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只会显著增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对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不会产生调节作用。因此提出,政府在继续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补贴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客观高效的补贴对象筛选标准,极力避免筛选过程中的"产权歧视"问题;我国应当继续完善股权融资制度,强调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营造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的环境;银行应提供可灵活调整信贷周期的金融产品,并改进抵押贷款模式,降低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贷款门槛;债券市场应多发行战略...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金融环境研究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良好的金融环境,在新的形势和要求下,进一步优化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金融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金融环境现状的调查,对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金融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从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鼓励生物医药产业早期投资、完善生物医药投融资服务体系、加强生物医药投融资人才队伍建设、深化国有投资企业改革、积极融入长三角资本网络等方面为优化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金融环境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小企业集群正式融资创新探析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正式融资情况不容乐观。但中小企业聚集成群后，会对中小企业的正式融资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不利于这一效应发挥的障碍因素，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促进中小企业集群正式融资创新，这就需要强化中小企业集群产业关联，建立诚信合作的集群文化，健全和完善为中小企业集群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发展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建立场外市场，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     

中国信托业规范化发展问题研究

中国的信托业起步较晚,在其后发展的二十几年时间里,暴露出种种问题,存在着违规关联交易、非法吸收存款、挪用客户资金、不实信息披露等现象,其发展是和政府对其的整顿同时进行的,说明现阶段我国信托业还没有走上规范化发展的道路。本文揭示出我国信托业发展不规范的影响:随后分析了原因,最后,笔者提出了建立我国信托业规范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

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其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在企业的环保投资决策中,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一种特殊的股权结构,多个大股东可能会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会抑制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同时多个大股东越多、持股比例之和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对二者关系的分析可为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相关启示。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产业特征、宏观调控与技术创新策略选择——来自中国工业层面的证据

论文通过构建技术创新倾向指标,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研发策略的理论实证分析发现: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企业规模、政府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是影响各行业技术创新倾向与规模的主要因素;政府在进行财政补贴时,主要倾向于技术水平高、企业规模大以及技术研发投资规模高的行业,而对于产业特征、银行融资规模这两项指标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产业特征,企业规模对行业技术创新竞争力和技术创新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