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不完善,存在征地范围过宽,公共利益界定模糊,补偿标准过低和补偿方式单一,征收程序缺乏有效监督和公平裁决的机制,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土地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严格界定和控制公共利益的范围,扩大补偿范围、提高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明确集体土地产权、在法律上赋予其与国有土地平等的产权地位.     

中法公益征收制度之比较

公益征收关涉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由于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的不完善,引发了一系列的纠纷。纠纷主要集中在征收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征收程序是否公正和补偿是否公平这三个方面。通过对中法两国公益征收制度这三个方面的比较,检视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的缺陷,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和指明方向。     

论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问题的认定

对于我国土地征收(用)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出明确界定,使得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被泛化,严重侵害了征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明确界定和合理把握公共利益问题,必须建立相应程序、遵循相应的原则和标准。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的完善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涉及到国家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农民财产权利的保障等重大问题,征地补偿纠纷是当前我国土地征收的主要问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主要存在缺乏公开性和公众参与性,被征收人规定不明确,补偿金分配不够透明,救济制度不完善等问题.通过建立正当的征地补偿程序,加强公众有效参与和意见表达,使确定征地补偿的过程公开、透明,防止征地补偿中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使,从而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化进程稳定发展.     

论我国农地征用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我国目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征地范围太宽、征用程序不透明、对农民的补偿及安置不到位、征用缺乏监督等问题.完善土地征用制度需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非公益性建设用地应遵循市场化原则,增强土地征用程序的透明度,落实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及安置措施,完善监督机制.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中存在着诸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严重错位、补偿方式、范围与标准不合理以及补偿程序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必须正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实现补偿方式、范围与标准的合理化、明确政府的角色与定位和加强司法救济,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问题、原因及对策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存在征收补偿标准偏低;农民对补偿金数额不满意;公正、合理是制定补偿标准最需要考虑的因素;补偿的补偿方式单一;补偿金归属问题令人担忧;补偿中的法规、政策等信息不透明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化发展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二是公共利益名誉掩盖下的政府利益本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三是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计算方法背离市场基本价值规律.因此,要从五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二是科学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标准;三是增设集体土地产权出让制度;四是公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程序信息;五是转变政府职能,依靠政策法规和市场机制行事.     

编辑回顾

物权法草案三审稿修改原草案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自然人、法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给予补偿。”三审修改稿增加规定:“国家保护私人的所有权。拆迁、征收私人的不动产,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并保证被拆迁人,被征收人得到妥善安置。”“禁止以拆迁,征收等名义非法改变私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解读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较之前拆迁法规在内容上有很大的进步。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将政府做为征收补偿的唯一主体;对征收补偿的标准及方式进行了合理设置,更好的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取消原条例中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拆迁的规定,规定由政府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搬迁者可追究刑事责任。     

中美征收法律制度之比较

国家征收是政府通过国家权力强制取得财产所有权的一项法律制度。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确定了征收权的宪法渊源,其对征收权的限制体现在公共利益、正当程序以及公正补偿等三方面。美国的国家征收制度对我国征收制度的改革与立法完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完善——兼论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之困境与突破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所存在的缺陷,既不利于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也制约着农村土地征收制度的深化改革。在现有法律支持下,坚持现行土地所有制、明晰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和确立产权代表、赋予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完整的权能,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对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要求。     

不可分共同共有: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重构

在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存在主体虚位、权能残缺等弊端,不利于农民权益的保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集体土地的不可分共同共有制,明确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有利于稳定农村土地关系、保护农民利益和用物权制度规范土地权利,应当是改革的最佳选择。目前要做到：明确集体土地的权利主体,健全行使共有财产管理权的组织机构,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和权利行使方式,限定集体土地的公法义务,改革土地法律管理体系。     

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研究——以我国宪法实施30年为视角

公共财政是基于正当性原因对纳税人私有财产权的“剥夺”,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力“让渡”,公共财政收支要符合“公共利益”的需求。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体现为宪政价值的内化,以及宪法对纳税人监督权的确认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我国宪政保障是公共财政监督制度的核心内容,现行宪法已经从法治环境、权力约束与监督、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为公共财政监督制度提供了充实的保障,但囿于理念与运行机制的脱节,我国公共财政监督的完政保障还有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应巩固公共财政宪政价值,分层次完善宪法保障公共财政监督的内容,多元化公共财政监督宪法保障的方式,不断强化我国公共财政监督的宪政保障力度。     

强化农村土地管理 保证农村持续发展——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的思考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不仅是经济管理问题,也是政府管理的重要课题,更是政治制度的直接体现。完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强化农村土地管理以保证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概括了我国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国家法律制度、政府管理体制和农村土地管理等方面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改善政府行政体制、强化农村土地管理的对策建议。     

重庆地票交易制度研究

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通过地票交易统筹配置城乡建设用地资源,在解决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短缺的同时,盘活了农村建设用地,提高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成效显著;重庆地票交易制度在理论上为破除长期以来困扰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提供了可行思路,对我国统筹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配置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前,重庆地票交易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一是将土地一级开发权的市场化改革与地票结合;二是实行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双轨制,改革征地制度;三是加强地票制度与规划的衔接;四是适时推出地票二级市场。     

完善我国对歧视性招聘广告的法律规制

歧视性招聘广告作为我们社会的一大顽症,不仅在以公开的方式挑战社会平等秩序,而且还直接侵害了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劳动权,必须加以治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涉及多个法律部门,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这一系统的基本构造应该是：以就业促进法为核心,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用工歧视标准;以广告法为主体,通过扩大广告法的适用范围,建立招聘广告的审批制度;通过适当调整劳动仲裁以及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实现权利的法律救济。     

论党的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互动与共生——以农地征收为视角

党的政策指导民事法律的制定,民事法律约束党的政策,二者相互补充,互动与共生。在党的农地征收政策的导引下,民事法律落实党的农地征收政策,契合于公共利益原则和公平补偿原则。     

和谐社会视野下中国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利益表达机制

在宪政制度下,公民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是衡量一国民主政治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传统的单维度利益表达机制已经不再适合于政治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公民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行政许可过程中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这种单项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得到有效、方便、快捷的保障。在新形势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构建这种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通过公众的参与、社会组织的培育、国家的积极应对,构建公民利益表达的“三维机制”,为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解决机制。     

从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谈我国证券发行制度改革

贸然地从核准制转变为注册制,并不能解决我国证券市场的＂柠檬化＂问题。我国证券发行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完善与信息披露相应的基础制度建设,包括：转变证监会定位和职能,将证监会的职责定位于行政监管和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上,而将证券发行的价值判断交由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虚假信息披露的民事诉讼赔偿制度——降低民事诉讼门槛,提高诉讼赔偿数额、扩大诉讼主体和优化诉讼程序。     

试论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行政人员行为，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具有“经济人”理性、行为选择的“个体主义”倾向和行政人员价值、行政组织目标的“特殊利益”定位。应以公共管理选择理论为借鉴，通过正视政府“自利”本性、建立“私利”与“公利”共客机制和加强公民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措施进行行政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