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人的知情权与“阳光财政”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框架基本搭建起来。但是，这一框架更多地还是形似，而非神似。公共财政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法治化、规范化、公开化等还没有得到很好地体现。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很多，包括传统体制的惯性、法制建设的滞后、既得利益的掣肘以及财政以外的涉及政治经济其他领域改革的不相配套，等等。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纳税人”范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如立法权、监督权以及知情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尤其是纳税人知情权的缺失，使监督与规制失去了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其结果，就是政府的责任精神难以充分建立，进而造成公共管理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缺失。要解决这一问题，现实的路径选择就是从观念上摆正政府“权力”与纳税人“权利”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点，积极推进阳光财政建设，切实提高财政透明度，赋予纳税人应有的知情权。     

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文章在以政府职能为主线回顾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上，认为公共财政的经济学实质在于资源稀缺条件下有限理性选择形成的制度和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对公共财政理解的线索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与矫正政府失败。我国应建立“政府-财政-市场”的分析框架、注重部门间财政关系的处理以及选择以宪政为目标的民生财政。     

解读第四次宪法修正的理念

第四次修宪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规范建构上,更表征着我国修宪理念的成熟和理性化。以人为本的修宪理念直接于宪法的人权保障价值相契合;交互正义的修宪理念则是保障我国宪法秩序的理性选择;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相统一的修宪理念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和适应性。     

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财政监督

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保驾护航的稳定作用。目前由于对财政监督的认识偏差及财政监督机制本身的缺陷，已严重影响财政监督的法制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及其效能发挥。为适应公共财政的需要，必须建构与财政改革进程相适应的财政监督机制：转变监督方式，确立“法治型”与调控式财政监督模式，建立检测、预警、分析、保障、规范的财政监督机制，完善财政免疫系统与监督检查制度，规范监督行为，提高财政监督的社会影响力。     

检察机关强化刑事诉讼监督权的法理阐释

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是当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严重损害司法公正,而且损害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和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这一制度安排恰好契合我国的宪政架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运行机理,蕴含权力制衡、权利保障和法律监督的本质内核。     

税收立法中的宪政理念——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为例

现代税收国家公民纳税义务日益普及,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也成为宪政建设和依法行政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税收立法所体现的制约国家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理论基础,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具体思路。     

新形势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公共事务责任不对称;相对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明显失衡;预算管理体制不够完善;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政府行为不规范,财政监督力度较为薄弱。对上述问题,我国应从强化公共财政意识、改善内部管理体制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制度保障。     

市民社会: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社会基础

宪法监督与宪法相伴而来,通过两百多年的宪政实践,宪法监督充分展现了其独特而深刻的价值.然宪法监督价值的生成却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宪法监督价值生成的关键.     

预算民主:一个公共支出预算的约束途径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扩展，公共支出呈现出膨胀的趋势，控制公共支出使公共资源高效合理的配置显得尤为重要。在“利改税”后和公共财政框架构建过程中，作为纳税人的公共预算民主意识觉醒，预算民主成为约束公共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预算民主是建立公共支出体系的基石。民主化的公共支出预算能使公众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公共支出决策，实现以“众人之财”行“众人之事”。     

论社会保障视域下我国公共财政立法的完善

在市场经济下,由于社会保障是一种“准公共品”,不但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供给,反而造成了市场失灵。由此,社会保障同公共财政发生了联系,进而内在要求规范社会保障与公共财政关系的公共财政立法。在中国,社会保障的法制化与规范社会保障所需的公共财政立法供给不足的矛盾要求增加法律供给。应从宪法以及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人手,在宪法中增加相应条款,并制定国债法,加快制定税收基本法制定进程,制定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等。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监督模式的改革思考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完善要求优化和创新财政监督模式。目前,我国财政监督体系仍然存在系统性欠缺、权威性有限、规范性不够、约束力较弱等问题。改革财政监督模式必须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明晰委托人(公众)和代理人(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理清各个监督主体之间权利边界。     

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我国地方税收体系

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理论基础上的一种财政体制。公共财政框架下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分税制财政的必要性。规范的分税制应该在科学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配置相应的税权。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与财税体制成因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一直存在巨大的收支缺口,诸多因素的推动形成了＂土地财政＂模式。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通过1991～2010年的相关数据,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与当前财税体制的关系加以实证分析,得出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地方政府财政自给能力成反比的结论。短期看应该规范土地财政收入的收支、加强监管;长期看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和完善土地出让金制度,彻底扭转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偏好,构建地方政府稳健的＂税收财政＂模式,根本转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     

公共财政框架下我国财政监督模式改革

公共财政框架体系的完善要求优化和创新财政监督模式。目前,我国财政监督体系仍然存在系统性欠缺,权威性有限,规范性不够,约束力较弱等问题。改革财政监督模式必须在公共财政的制度框架内明晰委托人(公众)和代理人(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理清各个监督主体之间权利边界。     

《盐铁论》与皇朝财政的基因

在汉代所留下的经典财政学文献《盐铁论》中,至少讨论了财政领域三大问题:财政支出规模是大好还是小好?工商业是否可成为财政收入的来源?如何管理暴利性资源商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后世皇朝财政运行的基本原则(即基因),并主导了皇朝财政向近代的转型。在皇朝国家的重建与常态运行中,成为主导性原则(显基因)的主要是:财政支出规模应该小,财政不应以工商业为收入来源,暴利性资源应该控制在国家手中。但在皇朝国家遭遇重大危机,处于变异和转型时期,下述隐基因显性化成为主导性财政原则:财政支出必须扩大,财政收入必须以工商业为基础,放开暴利性资源给民间经营由政府征税。     

当前我国金融自由化中的主要障碍分析

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金融自由化、国际化分享金融资源国内外流动带来的利益,但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会使实施国承担较高的风险,稍有不慎便会冲击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导致该国经济严重衰退,甚至引发政治危机.我国已经走上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道路,但当前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仍存在法制、利率、资本流动、汇率和监管等方面的障碍.所以,应积极采取措施,包括抓好法制建设、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强资本流动自由化改革、合理升值人民币、强化金融监管等,逐渐清除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种种障碍,推进金融自由化,实现金融深化.     

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财政研究

公共财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政策手段,构建和谐社会也对财政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财政对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一定制约,应着力构建"和谐财政":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努力解决"三农"问题;完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生态财政"。最终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也谈“公共财政”

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成为我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但如何正确理解公共财政？构建我国公共财政的框架模式应该着重考虑哪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模糊的认识，本文试就这些内容作了简要论述。     

论我国调控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

适应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内外部平衡的需要，我国财政体制的选择必然是调控型公共财政，即财政的调控性和公共性的动态、有机结合。构建调控型公共财政，必须坚持吸收公共财政体制已有成果、以财政的调控性应对我国经济内外非均衡性、整体设计和稳步推进等原则。构建调控型公共财政需要改变财政管理思维，变财政集权为提高财政效率；改变财政投资观点，变削减乃至取消财政投资为适应经济周期财政适度投资；改变预算编制方式，变单一预算为全面实施复式预算，以适应财政调控的需要，充分发挥财政的公共性和调控性职能。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基于国外文献梳理的思考

目前,国际金融监管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标准的制定主要反映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其复杂和严格的监管标准不但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不相适应,而且阻碍了其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包容性经济增长。国际金融监管必须进行改革,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以顺应国际金融结构的变化和金融科技的创新。国际金融监管要突破金融稳定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追求金融稳定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双重目标;要通过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的改革,逐步提升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可在数字金融领域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有效管控金融科技和创新产品（服务）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