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中国宏观杠杆率的新变化、风险与应对策略

2020年在新冠疫情冲击下,逆周期调控政策推动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表明自2015年起的去杠杆进程告一段落。与2008-2014年加杠杆阶段相比,2020年各部门加杠杆的结构、渠道、期限出现新变化。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的主体发生变化,国企杠杆率趋于下降,私营企业负债快速增加。"房住不炒"下居民平稳加杠杆,贷款增速有所回落。政府部门对宏观杠杆率增幅贡献率上升,中央政府承担支出责任的主动性提高,地方政府市场化融资水平提升。总的来看,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缓冲了疫情负面影响,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也提高了企业、居民债务风险,加重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当前,要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稳定宏观杠杆率,有序处置各部门债务风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原因及去杠杆路径

去杠杆是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一,企业部门去杠杆又是整个杠杆去化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本文从我国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发展现状和结构特征入手,剖析企业杠杆率不断攀高的深层次原因,并对杠杆去化路径做出了相应探索。     

部门杠杆率、部门储蓄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北大核心CSSCISSCI

我国国民经济的部门杠杆率及负面冲击在部门间的传染路径对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稳定和去杠杆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既往研究由于忽视部门储蓄的内生再平衡机制,可能高估部门杠杆导致的总体风险传染性。本文基于宏观金融网络分析框架,首次通过构建传染乘数,在部门储蓄终止损失传染的模式下测度了我国宏观金融系统的传染性,并进而量化模拟了去杠杆与系统传染性之间的关系。模型研究发现,传染乘数由冲击的平衡效应和反弹效应构成,部门去杠杆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降低系统传染性。量化模拟结果表明,国外、住户和金融机构部门的去杠杆能显著减小源自其部门内部负面冲击的传染乘数,而政府与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去杠杆效果较弱;多部门杠杆率联动下非金融企业部门大幅度去杠杆能有效降低我国宏观金融系统传染性。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分析——以宜昌市为例

去杠杆是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的五大任务之一,了解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状况,对于实施供给侧改革,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调查的角度研究了当前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现状、影响去杠杆进程的因素,并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杠杆率的适配性研究

本文将宏观杠杆率按照部门分为政府部门杠杆率、住户部门杠杆率和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以中国2007年1季度至2020年4季度的分部门杠杆率和GDP增长率为研究对象,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发现,非金融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贡献度最高,为34%;住户部门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由正转负,贡献度为9%;政府部门杠杆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据此,本文提出适度提高非金融部门杠杆率,降低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以维持我国宏观杠杆率适度性的政策建议。     

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方式

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高企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正在进一步的推进中。本文介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IPO、债转股等多种去杠杆的方式,并阐述了其局限性。     

为什么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去杠杆的重中之重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我国经济去杠杆的核心是国有企业。首先,杠杆率结构的国际比较表明,非金融企业是实体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的主因,而国有企业杠杆率过高则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的关键;其次,国有企业高杠杆本质上是资产周转率大幅下降的体现;再次,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杠杆率高企已对投资产生"抑制效应",而非国有经济仍有较大的投资增长潜能。因此,国有企业是去杠杆改革的主要着力点。最后,本文系统性地提出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的政策措施。     

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形成、风险与防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高受到各界的关注。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虽然低于发达国家但高于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的结构性特点突出。本文在对我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进行纵向、横向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居民加杠杆买房是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主要因素。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增加了家庭部门的偿债压力,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金融健康稳定发展。为解决家庭部门杠杆率快速提高的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充分发挥消费对去杠杆的积极作用,统筹做好家庭部门和其他部门去杠杆,解决相关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基于微观视角的非金融企业“去杠杆”问题研究

2008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快速增加。企业的高杠杆率,为金融风险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因此,企业去杠杆化刻不容缓。通过依托河南省73家上市公司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分析了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资金的现状及影响"去杠杆"的主要因素,并寻求"去杠杆"的有效措施。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已超国际认定警戒线,并且由于统计口径不完备,山东省实际杠杆率水平高于当前计算结果,已无加杠杆空间。从当前可计算的杠杆率分结构看,山东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高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基建行业及国有企业。通过对山东省内2009年以来17地市的杠杆率与不良贷款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良贷款率与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稳定的反向关系,杠杆的加速变动会加大金融风险的暴露。建议应在稳步去杠杆的基础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使非金融企业与区域金融体系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非对称性去杠杆诱发的“次生风险”问题研究

<正>201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金融风险形势整体平稳可控,去杠杆取得初步成效。然而,杠杆率总体可控的表象下则是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前一阶段加杠杆的主体,而民营企业却成为现阶段去杠杆的主要对象。"权""责"错配的非对称性去杠杆极易诱发"次生风险",威胁区域金融稳定,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应高度重视这一"化解风险的风险",实行结构性去杠杆政策,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落实全面深化改革方略。     

基于企业杠杆率视角的银行业信用风险管控——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银行业风险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杠杆是金融的基本特征,也是企业经营的基础,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在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核心工作是降杠杆,银行业通过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研究,既可以将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到社会需要的领域,也可以提高资金的边际使用效率。非金融企业通过逐步降低不合理的杠杆率,可以收缩战线,聚焦主业、降低财务成本从而提高竞争优势。邢台市正处于加速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势必对银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有必要从总量、行业、所有制、规模等多维度对邢台市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进行结构性分析,揭示银行业面临的信用风险,从而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对策,以期为银行业风险管控提供参考。     

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化原因分析

2018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以下简称BIS)最新公布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数据出现非常明显的新变化:一方面,与9月公布的数据相比,非金融部门中的政府和住户部门杠杆率变化较小,仅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整体大幅下调;另一方面,2018年一季度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较上年末大幅回升10.2个百分点,增幅远高于BIS上一版本数据及社科院等机构估算的企业杠杆率数据。基于对BIS杠杆率统计口径和方法的深入研究,并与BIS统计部门咨询,本文通过还原统计序列、进行季节调整及与国内主流数据库横向对比等方法对BIS最新公布的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两点新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究,具体结论包括:BIS根据我国社融统计口径修订对企业进行调整,这是12月版杠杆率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杠杆率上升主要是受信贷投放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意味着中国去杠杆进程的逆转;BIS对2018年一季度中国断点数据并未进行完善处理;表外业务回表也是2018年一季度杠杆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银行信用风险关系研究

本文立足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测算,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变异系数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等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发展情况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总体稳定可控,但部分行业风险不容忽视;去杠杆短期内会增加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长期有助于化解金融风险;去杠杆对商业银行不良率攀升的影响较为显著。据此,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对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的思考

本文阐述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和资产负债率相背离的现状,指出这一现状的根本原因是资产效益下降,文章最后指出要真正实现"去杠杆",一方面可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可通过债务重组,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减少债务存量。同时,辅以其他配套政策来"去杠杆"。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     

去杠杆背景下银行业资产结构变化与趋势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业经历了快速加杠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结构性高杠杆特点较为突出,表外资产相较于表内资产杠杆率更高,中小型商业银行较之大型商业银行杠杆率更高,这也决定了其将成为去杠杆的重点。始于2016年的去杠杆降低了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增速,中小型商业银行因去杠杆更明显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降低,银行业资产结构也呈现金融同业资产占比减少等变化。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银行业总资产增速会降低至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不同类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增速变化会呈现不同的特点,银行业资产结构中金融同业资产占比将较为适中。     

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

摘要：结构性去杠杆要求在精准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分类施策,有针对性地去杠杆、稳杠杆和加杠杆,而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政府和金融机构准确识别企业杠杆率和经营状况,为企业结构性去杠杆提供可行思路。本文根据修正MM理论和权衡理论,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2011－2018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企业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优质企业具有加杠杆效应,对普通企业具有稳杠杆效应,而对劣质企业具有去杠杆作用。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强化数字金融监管,稳步推动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企业应提高发展质量,保持合理的杠杆率水平。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杠杆率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大核心CSSCISSCI

去杠杆问题不仅是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对此,本文将着重分析中国杠杆率怎么看、怎么办、怎么干的问题。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并不是全球最高,但非政府部门杠杆率却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政府、学术界等部门如此关注杠杆率问题的根源。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通过政府加杠杆帮助个人、企业去杠杆是非政府部门去杠杆的主要做法。结合政府杠杆率空间的测算表明,中国政府杠杆率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中国政府仍然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非政府部门的去杠杆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