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工资增长与企业间收入差距——兼论“灯塔工厂”的行业引导效应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引发收入分配问题。文章采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最终落脚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间收入差距的影响,以及率先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灯塔工厂”所发挥的行业引导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工资水平,且这种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垄断性较低行业、劳动和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影响存在时变现象,数字化转型成熟期带来的生产率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对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替代效应带来的抑制作用,并构成了企业工资增长的主要成因；数字化转型在扩大企业内不同技能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还会通过提升行业垄断程度扩大同一行业内的企业间收入差距；“灯塔工厂”虽然造成了同一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和资本要素部分转移,但是有助于提升行业内最低生产效率,缩小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促进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的全面提升。文章的结论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防止收入差距拉大提供了实证依据。     

政府补贴、行业竞争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政府补贴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形之手",在我国出口技术结构升级中扮演何种角色呢?其内在影响机制又是如何呢?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倍差法考察了政府补贴和行业竞争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效应及渠道.研究表明:政府补贴抑制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行业竞争促进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同竞争程度的企业样本中,政府对低竞争行业的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显著高于中高竞争行业,这说明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利于纠正政府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渠道为研发激励效应,且这种激励效应只在中高竞争行业样本中是显著存在的;从成本渠道考察发现,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出口价格指数的降低,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显著的成本扭曲效应.文章的结论意味着,不能一味地对企业进行补贴,而应该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与成本倒逼机制,让企业通过内生动力而非价格竞争形成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     

数字贸易进口与企业间工资均等化

基于企业-产品层面数据,采用双边连续差分法,间接评估了数字贸易进口对企业间工资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传统进口贸易相比,数字贸易进口会促进企业间工资趋于均等化,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源自行业内企业工资差距的缩小和工资水平中等偏上的企业的工资趋向行业内中位数工资.数字贸易进口可以通过减少距离成本、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和提高进口贸易速度推动企业间工资均等化发展,但也会因价格差距的拉大而削弱其促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开展数字贸易进口容易引致就业"替代效应"和进口"鲇鱼效应",这两种效应均会扩大企业间工资差距.     

工资扭曲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本文在Hallak和Sivadasa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工资扭曲,讨论了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刻画出"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两大影响机制,在拓展模型中进一步在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证明了高工资扭曲总会使得企业倾向于生产低质量的产品。基于2000~2006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本文证实了工资扭曲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整体上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同时,"成本效应"和"能力效应"分别表现为高成本强度企业和高能力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所受到的工资扭曲的负面影响相对较低。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还表明,工资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主要表现在产品质量高的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些实证研究结论意味着对工资扭曲的纠正不仅会激励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且对中国出口竞争新优势的培育以及外贸的转型升级均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转移支付、产业跨区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

文章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企业异质性因素,构建"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此来考察转移支付、产业跨区转移和地方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表明:与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结论相似,转移支付可以引起产业转移,但存在"门槛效应"。同时,由于"排序效应"的存在,转移支付将导致最低生产效率的企业率先对补贴作出反应,从而导致产业承接地生产效率的降低。使用中国31个省份1999-2012年的数据,根据DEA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面板固定效应、门限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支持了理论假说:只有当转移支付达到一定"门槛值"时,转移支付才会引起产业转移,转移支付对产业转移的弹性系数为0.1左右。此外,当前我国转移支付还带来了地区生产效率的降低,转移支付对地区生产效率的弹性系数为-0.02左右。这就表明,我国当前转移支付的政策能够增加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但不能有效地缩小区域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从而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

本文基于“反事实”框架,构建生存分析模型,探究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竞争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实施下的补贴对企业生存具有积极的政策效应,但竞争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优胜劣汰效应.补贴与竞争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竞争的加剧会强化补贴对企业生存的积极影响.这一交互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所有制与规模异质性.使补贴式产业政策满足“适度竞争性”条件,或许是有效推进企业生存一种新思路.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 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效率、公平，抑或兼而有之*

农机补贴是具有门槛效应的效率增益政策，通常效率与公平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机补贴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介变量法研究了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机补贴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性；其作用机制是农机补贴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打工收入，尤其是相对贫困农户，溢出效应对冲了门槛效应，使得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兼具了效率和公平。     

重点产业政策与制造业就业

在多措并举稳就业的基调背景下，探寻影响就业增长的因素紧要迫切。本文以中国各省五年规划政策文件提及的四位码重点产业为切入点，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显著提升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水平。渠道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通过“规模效应”“利润效应”和“效率效应”推动受支持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数量。除了对受支持企业的就业扩张有正向影响，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信贷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非重点企业的就业水平提升。重点企业在金融危机后期也担起了“稳就业”职责，逆势投资以扩增劳动力需求。在宏观行业层面上，重点产业政策还通过行业间关联效应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研究为进一步理解产业政策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提供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新证据。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创新效率

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正日益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但是关于产业政策与市场力量协调性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文章以"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产业政策和信贷配置分别作为一种外部因素而对企业创新产出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以检验政府政策、信贷配置和创新产出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对深度理解产业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借助于政策引导和财政手段刺激了受产业政策支持企业专利产出的增加;外部信贷融资获得性低时,产业政策诱导有利于促进专利产出增加;而外部信贷融资获得性高时,则会削弱产业政策的诱导刺激效应(或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配置在产业政策与专利产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是由财政扶助与信贷配置之间的替代效应所导致,这一结论为协调政府及市场力量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机理。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企业异质性、出口对工资溢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异质性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技术密集度、企业绩效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生产率水平越高、绩效越好，其工资溢价越明显。(2)出口、出口补贴能够带来显著的工资溢价，工资溢价与出口密集度、出口补贴强度呈倒U型关系。(3)人力资本(员工受教育水平、职称、技能)对工资溢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工资溢价越明显。此外，大型企业、中央直属企业、外资企业、沿海企业均存在明显的工资溢价。这一研究结果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国有企业对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的非对称影响

要素市场化的滞后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则是其重要表现.文章从国有企业的视角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一方面,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使得国有企业以低于市场利率的价格获得了大量资本,加剧了资本价格的负向扭曲;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收入调节功能以及工会的作用会导致国有企业的劳动力价格高于非国有企业,反而有可能改善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本文测算了171个三位数行业的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但是劳动力价格扭曲越小.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国有企业在提高劳动者收入上的作用值得肯定,但降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比重、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和保护,将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的总福利水平.     

市场竞争不完全与企业内部工资差距*——基于产品与劳动力市场融合视角的分析

理解工资差距的形成机制是在新时期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而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本文从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完全相融合的视角，扩展了中国企业内部技能员工与非技能员工工资差距形成机制的研究，兼论消除竞争不完全的效率提高。基于中国企业数据并在统一的框架下构建市场竞争不完全的测算指标，本文发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完全的市场化改革形成的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完全才是引发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当存在市场竞争不完全时，企业会将产品市场势力扩展到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完全对工资差距的更大影响。这意味着单一的市场化改革不能有效缓解收入差距，只有产品与劳动力市场的同步改革才能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可以在初次分配中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集群内部竞争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与阻滞作用

用集群内部同质企业数量表征集群内部竞争程度,建立数学模型分析集群内部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集群内部竞争对技术创新既具有促进作用又具有阻碍作用;集群内部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之间开展创新竞赛,进而使得每个企业增加创新投入;集群内部竞争的加剧又使得每个集群企业的利润下降,从而导致用于创新的资源减少;两者的共同作用使得集群内部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曲线呈倒U型。